疑案專題

【火窟雙屍案】 一場火,兩具屍,七嘴八舌的羅生門

灰色天空下,一名鶴髮老人拄著拐杖,以滄桑眸光凝視眼前的公寓。

寒風持續刮過其滿是皺紋的臉頰,望著這個讓他難以釋懷的老地方,他腦中開始有碎片般的字句飛舞

  「火海沉冤」、「可疑少婦」、「淡淡的黃衣,漸漸地顯影」、「被告聆判呼冤幾乎昏倒」、「鐵窗淚.如何了」……

風勢逐漸增強,公寓門窗被吹得晃動不已,在喀啦喀啦的聲響中,他眼中的公寓逐漸化為低矮的日式平房,時空也迅速倒轉,回到民國52年的那個夏天……

 

<被害者>

       女傭鄭春娥獨自帶著男童黃其侖在家時,常莫名地心慌。

若有人按門鈴,19歲的她一定先透過日式平房的門上小洞往外看,確認訪客身分才開門。

       然而這樣的小心翼翼,卻未能阻擋厄運降臨。

  在6月11日的悶熱大晴天,艷陽如火球燃燒著,她所住的屋子(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43巷24號)也在下午4點50分燃起大火。即使消防隊於十分鐘內便派出多輛消防車前往灌救,仍有20、22、24及26號四棟平房慘遭祝融吞噬。儘管其中兩家有財物保險,一家有房屋火險,但超過60萬元的總損失仍教人怵目驚心。

        比財物損失更加不幸的是,警方隨後於火場尋獲她的焦屍,接著又發現屋主黃玉春二歲半兒子黃其侖及黃家飼養之臘腸狗的屍體。

        尋獲死者的同時,看似單純的火災意外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她與黃其侖的屍體有共通的怪異之處。

        她的頸子被電線纏繞,不僅繞了三圈還打上兩個死結,警方推斷倒在冰箱旁的她可能在死前與凶手搏鬥,對方順手拉到冰箱電線將她勒昏。黃其侖頸部則被布巾纏繞。他們的氣管與肺臟均有黑煙灰,顯示其被勒後仍有微弱呼吸,因此法醫認為兩人是遭勒昏後被縱火燒死。

        警方開始偵辦這起殘酷的火窟雙屍案」,由刑警大隊組長率領電氣、理化、鑑識、照像等技術人員至現場清查,從屋前逐漸查到屋後。

  然而由於下雨的緣故,清查進度受到影響,持續多日方結束。

        警方的火場鑑定報告顯示:起火點確定為黃玉春家,且是在黃宅餐廳與黃妻蘇慕韞之臥室壁櫥間,亦即鄭春娥陳屍處附近。現場並陸續找出美金鈔票、軍人儲蓄券、金塊首飾及新台幣現金,甚至連鄭春娥的金鍊及裝有現鈔之錢包也在餐廳的瓦礫堆中尋獲。

  因屋內大部分金飾財物並未短少,警方先排除財殺可能,並詢問黃玉春與人結仇之可能性

        黃玉春為公路局財務課課長,其妻蘇慕韞也是公務員,兩人思考良久,認為自己生活單純應無仇家。

  至於鄭春娥是否有仇家,黃玉春則說他們已雇用她三年,其為人誠厚文靜,十分節儉,對黃其侖也細心照料,與他們相處良好,他們幾乎將她當成女兒看待。

  她因沒有鑰匙很少外出,也不曾見她去看電影或有其他娛樂,實在難以想像她會在外與人結怨。

        更令他們想不透的是,她曾告知蘇慕韞,有時獨自與黃其侖在家會感到害怕,於是他們安撫她,只要別亂開門或到外閒晃,便毋須擔心惹禍上身。

  而她也的確時時保持警覺,每回他們下班回家按電鈴,她一定先透過門上小洞往外看後才開門,三年來從無例外。

        由於黃宅左右與22號及26號以圍牆相隔,後方也與另一戶共用圍牆並無後門,前方圍牆則植有防盜玻璃碎片在三面鄰居皆稱案發前在家且未聽聞異狀的情況下,凶手似乎只能經由大門進入。

        然而大門裝的是「司必靈」鎖,僅能從內開啟,且毫無遭到破壞之痕跡,所以應是她主動為對方開門。

        那麼究竟是誰,能讓極為謹慎的她開了門呢?

        隨著警方的進一步追查,這位文靜乖巧女孩的神祕面紗,也在專案小組持續不懈的抽絲剝繭下,一層層被揭開……

 

              *         *         *

 

  「我什麼都不知道。」

        黃玉春家的洗衣婦吳美玉說。吳並進一步解釋,雖與鄭春娥同在黃家工作,但兩人從未交談過。因鄭是客家人說廣東客語,吳是閩南人講閩南話,兩人語言不通。

        鄰居們則說,鄭春娥平常很少出來,偶爾會拿著菜籃去市場買菜,跟他們碰面時會有禮貌地打招呼

「她是個很乖的孩子,在家很聽話,到外面做事時常寫信回家報平安。」她來自新竹的父親鄭述鶴說。

「我們家有四兄妹,她排行第三,雖然只讀了六年國民學校,但信寫得很好,今年三月間還寫過一封信回家。」她的長兄鄭金喜稱讚道。

  她在台北的唯一親人,姑母徐鄭淵妹陳述說,鄭春娥到台北做了很久的事後才去拜訪徐鄭淵妹,之後有時也會到徐鄭淵妹家中坐坐,不過每次都照主人規定的時間趕回去。

        至於她的交友狀況,黃家與鄭家起初的口徑也相當一致:

        黃王春說,她在黃家三年,從沒見過男孩子來找她。

  徐鄭淵妹說,她長得漂亮又白白胖胖,身體健康,徐鄭淵妹曾問過她,她說沒跟什麼男孩子來往,也沒看中那一個。

        她的胞姐鄭照妹則敘述,自己在去年農曆正月到台北看過她兩次,她都沒提過有男友。她們姊妹無話不說,若她有男友一定會告知。

        警方正感到失望,鄭照妹的另一番話卻使其眼睛一亮:

        她曾與鄭照妹提及,去年農曆七月自新竹返回台北時在杭州南路遭七八個流氓拿武士刀勒索,給一百元後他們才肯放她走。她在買菜時,也常被不良少年跟蹤調戲,只是她都不理對方。

        莫非這便是她害怕獨自與黃其侖在家的原因?儘管黃玉春夫婦宣稱從未聽聞她被不良少年糾纏,警方仍立刻傳訊「大郎」與「一雄」兩名小流氓。兩人坦承見她好欺負曾多次勒索,但警方尚未發現兩人與本案有關之證據。

        在小流氓這條線索走入死胡同後,接下來不斷湧出的證詞,更令警方驚訝連連!

        黃玉春表示,去年9月及今年4月,鄭春娥曾兩度提及有朋友叫她到織布廠做女工,並表達辭職意願,但他始終不明白她口中的「朋友」是誰?

        蘇慕韞也供稱,「她在家時常畫眉毛,愛修飾……」且「返家時,打扮得很美」,而一名在該巷工作的女傭,更爆出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

        該女傭描述,自去年4月起,鄭春娥便經常站在大門外,鄰居們越瞧越感到不對勁。

        直到某日,她又佇立於門外時,突然有名年輕男子過去與她交談,接著兩人又轉往巷子轉角處聊天。此時其他人才恍然大悟,原來她是在門外等情郎!

        得知祕密曝光後,她也不再繼續隱瞞,會與幾位感情好的鄰居分享和男友相處的點滴。據說這名男子在三重某紡織廠作工,是去年三月由其他女傭牽線介紹。情竇初開的她與對方初次見面便產生好感,但因不便外出,通常只能在黃家附近暗暗約會。

        至於為何她會想轉職到織布廠,據說也是應男友要求,希望兩人能一起工作增加相處機會。不過這幾個月她男友很少造訪,問她原因她也不予回應,所以他倆的關係近來是否生變仍是個謎。

        除了挖出這位「神祕男友」,警方也逐步察覺,她與黃家的關係似乎並非如黃玉春所稱之一片祥和,反倒可用「暗潮洶湧」來形容。

       她的兄姊異口同聲地說,她不想繼續在黃家幫傭,但因寄存於黃家的工資7900元尚未討回才無法離開。兄長鄭金喜的太太甚至曾勸她看開點,免得因此惹禍上身。

        黃玉春極力否認此事,稱從未過問她工資存放於何處,還將其月薪從300元慢慢提高至500元。

        她的姑母也作證說,她去年9月想辭職,又怕離開後難以討回黃家欠她的錢,只好繼續留任。但從那時起,黃家夫婦對其的關愛態度便有所轉變,今年再提離職及還款之事時,他們仍未還錢,只說會慢慢將錢償還,勸她留下。

        針對以上指控,黃玉春再度否認,稱自己對她並無欠款。

        儘管獲得如此多新的情報,專案小組也將那位傳說中的男友自三重找來問話,且由法醫確認她的子宮腔內並無精蟲及嬰胎,但最關鍵的問題依舊沒有答案:

當時究竟是誰讓她開了門? 

在警方如墜五里霧中時,一位關鍵證人的證詞,讓案情終於透出曙光。

 

              *         *         *

 

「在火警發生前四、五分鐘,我在門外看到有一個女人從黃宅出來。」

        隔壁鄰居的女傭王接追憶道,說自己當時站在22號門口休息,突然聽到24號的門卡達響了一聲,一轉頭便見到有個女人從黃家出來,朝巷口的電話亭匆忙跑去。

        在警方追問下,28歲的王接說只見到那女人的背影,不過她是短頭髮,不胖不瘦的中等身材,高度大概是五台尺到五台尺一二吋(約150~155公分),皮膚黑黑的。

  她似乎身著橙黃色洋裝,還穿了黑色平底涼鞋,是那種前面有皮帶子交叉,後面是橫帶露跟的涼鞋。而且她左手掛了個手提包,右手挟了個報紙包,報紙包很厚,像是裝了紙張之類的東西。

        被問到之前是否見過此人時,王接回答:

        「我雖然只看到她的背影,但覺得她以前似乎曾去過黃家。」

        警方大為振奮,將手上情報彙整起來:

  謹慎的鄭春娥為對方開門;凶手未取走黃家做有記號之美金鈔票,及印有銀樓招牌的金塊首飾;將鄭女勒昏的電線並非順手從冰箱拉下,而是來自黃家存放工具雜物之小木箱;黃家的狗內臟並未化驗出中毒跡象,但案發時鄰居卻沒聽見其吠叫……

        種種線索都指往同一個方向──

        凶手極可能是黃家的熟人。

        得到此明確方向後,警方循線找到一名與黃家有來往之嫌犯,並讓該嫌犯與另外兩名警方請來演戲的女子同時穿上黃衣。

  氣氛嚴肅的警局走廊頓時成了戲劇舞台,其中一間辦公室的門則成了假想的凶宅大門,三名婀娜多姿的黃衣女郎輪流自「凶宅大門」走出,表演朝另一邊小跑步的情境。

        模擬過後,王接顯得有些猶豫,表示其中有個人的背影跟髮型,與她當天所見的頗為相似,但她無法完全肯定。

        最後,王接指向其中一位的背影──

        她指的正是那名被警方鎖定的嫌犯。

 

<嫌疑者>

「你們不要用刑,用刑我就亂講。

嫌犯警察們

  此話一出,專案小組可說是有求必應,她要點飯館的菜喝牛奶警員照辦,她洗澡有女警隨侍,她大發脾氣時警方笑臉相迎。

她名為張韻淑,年約28歲,留著一頭短髮,皮膚黝黑,身材嬌小健美。她與黃家有親戚關係,其夫蘇昌良為蘇慕韞的弟弟,曾為公路局主計課員,也曾是黃玉春的同事。蘇昌良在民國51年因舞弊案判刑一年,今年6月初才出獄,據說是替人頂罪,但出獄後對方卻未實現諾言,夫妻倆因而心懷怨氣。

由於缺乏直接證據,警方為了方便偵訊,根據她在口供中提及案發時是在賭場賭錢,而用賭博違警的理由予以拘留七天。

關於自己的不在場證明,她說那天4點前是在家中,出門時還碰到認識的三輪車伕,4點後便去賭場賭錢。

民國34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進入經濟重整期,人民生活貧困,三輪車是最普及的交通工具。少數有錢人有專屬三輪車,大部分人則搭乘街上的排班營業車或流動營業車。為了便於識別,自用車為青色,排班營業車為綠色,流動營業車則為紫色。

直到民國57年,台北市政府全面禁止人力三輪客車行駛於市區,並支付收購費、自行轉業補助費與救濟金給繳車的車伕,三輪車才走入歷史,被計程車取代。

至於賭場,則反映出當時首善之都台北市的陰暗面。賭場與私娼寮往往成為犯罪溫床,卻在部分員警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下,得以繼續存活。

  針對張韻淑的不在場證明,警方予以反駁,稱曾詢問那名車伕,對方說那天雖沒戴錶,無法確定遇見她的時間,但依平日送小孩的習慣,當時應為下午5點左右。

  警方並稱,當日在賭場的人作證說,有另一名女人比她先到賭場,但那女人是5點半左右抵達,可見她是在5點半後才到賭場。

  關於自己手臂上的傷,她一會兒說是做家事時不小心割破的,一會兒又說是案發前幾天在賭場賭博時,被抓賭之警員抓傷。

  警方再度反駁,說曾請法醫及著名外科醫師檢驗,確認那傷是被人用力抓住之傷,且受傷時間與案發日相近,懷疑是她在與鄭春娥搏鬥時被對方抓傷。

  至於為何案發後會有多筆款項匯入其銀行戶頭?其中是否含有黃玉春家報失之五千元現金?她稱這些錢是某些人贈與,警方查問後,得到部分人士證實,卻也有部分人士否認。

  反覆問訊中,她在無法駁倒警方時,只是不斷重申原本之說詞,最後甚至大發嬌嗔,要警方提出她殺人的直接證據。

然而就在拘留期即將屆滿前,她卻突然寫下認罪自白書,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         *         *

 

我現在執筆自白時,心裡好難過,回想這件事發生於兩年前,我先生入獄時,常去水源地游泳,認識黃焜平這個人,以後也常在一起游泳(碧潭也去了幾次),我們的關係是普通朋友。在前年九月間某一天,我因需要錢跟他商量,他說:「我有辦法,明天給你回信。我要借的是三千元,第二天在水源地他借給我三千元不要利息,他說這幾千元是自己的沒關係,有錢再還好了。

過了約半個月,我再向他借二千元,他說剛好有一千五百元現鈔在身上,你拿去好了,我一共欠他四千五百元,用了快兩年。今年他到我家門口幾次找我要錢,我說沒有怎麼辦?他說最近生意做垮了很需要錢,最好有錢先還給他。我說好,有就先還你,他說過幾天再來看看。

直到本六月五日下午十二時左右,他來了,說這錢非還不可。我約他八日來,但他沒有來,到六月十日下午一點鐘左右才來。我因跟小余約好押款,沒有時間跟他談,而且我也不願意他到我家去,就跟他說:「你先回去,今天下午約好借一筆錢,你明天下午三時半左右到國都樓下冰果室見面。

  十一日到國都會面因借不到錢,我跟他說:「沒有借到錢,怎麼辦?他說:「無論如何你都要想辦法給我,我很需要錢。我說:「沒有怎麼辦呢?他追的很急,我突然想起我姐姐家有六兩金子,就跟他說,他說:「好呀,我們現在去拿。我說現在拿不到,沒有人在家,他馬上問我姐姐家裡情形,我告訴他夫妻倆都在上班,而且我也不願意,因怕我先生知道。他說:「我們倆人到他家看看好了,去想辦法去。

坐三輪車到二姐家時,我說:現在我們到二姐家沒有人怎麼辦,下女認得我,他說沒關係幹掉他算了。我講殺人不行的,要賠命的,他說:他家裡無人,殺了沒人知,怕什麼?我們這時在杭州南路口,下三輪車走路進去,到黃玉春家門口我按鈴叫門,這時大約四點十分,下女阿娥開門,她因認得我,請我們進去坐在客廳上,她去倒茶,這時我對她說:我有六兩金子在二姐家裡,我想自己找找看。她說:不可以,太太不在家,不要翻她的東西。

  這時我倆人入臥室,看看四面櫥櫃,阿娥來阻止我們,小黃說:我一定要搜! 阿娥說:你們再翻,我就要叫了。這時,小黃指著她說:你敢叫,我就要你的命!這時,小黃從身上取出一把摺刀,長約五寸,欲撬開櫃櫥門,阿娥上前用手拉他阻止,小黃一拳打過去。小孩看見打架,哭了,這時我趕快將小孩抱起到客廳,這時有毆打聲音,我恐怕看見哭,所以將小孩抱到院子站著,打的時候我聽阿娥哭聲,到院子時,就聽不到聲音了。

這時將小孩放在院子裡,叫他不要哭,不要進來。我再進去時,我看見阿娥倒在地板上,我問他說:你打死她了。他說沒有死,暈了。這時櫥門已撬開了,這時小孩又進來了,我抱起他,這時小黃已將櫥裡的東西翻了一大堆出來。我問他:找到東西沒有?他說還沒有。

這時,我又抱著小孩出院子,約兩三分鐘時,我看到小黃出來,走到中間臥房壁櫥處,用刀子撬開櫥門。小孩說:我有好多毛衣在那裡,不要給我拿去。(因為小孩看見小黃在翻箱)我這又把小孩抱到他看不見的地方。這時我又把大門打開,心裡好怕,看看外面有沒有人,看到沒有人再關上門。抱著小孩走來走去,我自己看到裡面,不讓小孩看到。

這時,我已經看到阿娥已移到飯廳地板上,我看到小黃滿身大汗,他到處找繩子(因為我問他找什麼,他說的)。這時我懷疑他已經找到東西了,因我看見兩個褲袋鼓鼓的。我心裡想:東西找不到,找繩子幹什麼?小黃又去翻,我又把小孩抱到外面看看風。我催他快一點,要下班了。這時,我看到他找到繩子勒阿娥的頭,我心裡害怕,走到客廳,小孩一直抱在我的手裡,我心慌意亂不敢看。

小黃出來了,到客廳,小黃說:下女已勒死了。我問他東西找到沒有,他說沒有,我說這怎麼辦呢?這時我突然想起小孩認得我,怎麼辦呢?小黃說: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幹掉算了。我說:怎麼可以將小孩弄死呢?他說:他認識你怎麼辦?這事情就穿了。這時我把小孩放到床上。我自己跑出去不敢看。我那時聽小孩哭一、二聲,就沒有聲音了。

這時,我進去叫小黃:快走!快走!他說:等一下,我放火將房子燒掉!以後,因我害怕,又跑到院子裡,走來走去,又跑進客廳,看小黃正在用打火機點報紙。這時地板上好多報紙(在第二房靠窗門邊),我看見他點火後,報紙燒著了,我說:「快走!他說要房子燒著了才走。我心裡很害怕,我說:我先走了!我說:你最好不要到我家。他說:我也要到南部去避避風。以後,我就走了。

  我走時,房子煙好大。小黃什麼時候走,我不知道。

  我走出大門後,向東門市場邊跑邊走。我在東門市場外面信義路口攔到一輛紅色計程車,到我家和平西路九巷口付十元車資。到家後,化妝好再出去坐三輪車到許家。未坐車時,我碰到老劉。我對老劉說:小平呢?因車上不見小平。老劉說:小平在婆婆家。

  以後都在許家玩了,時間記不清了。這件事做錯了,我現在心裡好難過,好懊悔,我對不起我姊姊,更對不起小侖,對不起阿娥,希望社會能夠原諒我,使我能夠重新做人。我係害在賭博上面,希望社會上人慎重交朋友,戒絕賭博。以上所講都是實在情形,我憑良心自白。

  自白人 張韻淑

 

              *         *         *

 

  張韻淑認罪後,被記者形容為「寵兒、野馬、頑強賭徒」。

  據悉其父張學東為於大陸行醫之本省籍醫生,其母劉玉珍為湖南人,她家中兄弟姐妹眾多,上有兄姐,下有弟妹,因聰明能幹甚得父母寵愛。

  她出生於廣州,能說流利的廣東話,綽號為「小廣東」,12歲隨父母來台,居於桃園中壢,在學期間為運動健將,擅長籃球、排球、游泳與田徑。

職校畢業後,她與蘇昌良相識相戀,不顧父母反對在20歲步上紅毯,於永和經營布疋生意,生活優渥,婚後不久生下一子。

  民國49年,因布店生意欠佳,她搬回娘家以節省開支。民國50年年底,娘家在大火中損失慘重,隨後其夫又因貪汙案入獄,一連串打擊使其沉迷賭博,並從中滿足好勝心。她從打麻將開始,到參與牌九、羅宋、梭哈等鉅賭,癮頭日益增大,每回賭注皆為萬元上下,也因而欠下數萬元賭債。

  案情至此看似水落石出,剩下的便是找到其自白書中的共犯黃焜平。根據張韻淑的描述,他年約35歲~38歲,廣東人,身高170公分,中等身材,右下顎有條約一寸半長的疤痕。

  然而警方連黃焜平的影子都還沒見到,另一人的出現卻教他們傷透腦筋。

  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張韻淑的母親劉玉珍。

  她按鈴控告刑警大隊,稱他們刑求張韻淑。

 

              *         *         *

 

  對警方而言,情況似乎比辦案成果歸零更加不利了。

  因為除了張韻淑翻供,稱自白書是因刑求而寫,雙方的爭論更從火窟雙屍案的案情,延伸至警方是否刑求。

  關於刑求,張韻淑有著多種說法:

  一說是:警方雖未對她刑訊卻不斷逼供,她被逼到走投無路只好編謊話騙他們,而自白書中的黃焜平也是她捏造出來的;

另一說是:「在刑警大隊訊問時,他們打我,他們三個人一班輪流問我,三天三夜不讓我睡覺,叫我脫了衣服倒在桌面上,用繩子綁起來,我受不了曾大喊救命,被我母親聽到,到法院按鈴申告。後來移送地檢處時,他們還威脅我不准翻供,不准說被刑訊,否則又會把我提回去,所以我曾請求檢察官不要把我送回刑警大隊」;                          

  她甚至聲稱,自白書的內容是省警務處刑事科長馮文堯教她寫的,「不要說我是一個小市民,不承認要挨打,就是連檢察官被送去訊問,也照樣挨過打。」

        她並指出,當時她在做口供時,與馮文堯的談話錄音中(兩人使用粵語交談),有「……你不用吃這麼多苦嘛」及「最好你寫給我抄」,可見對方是刑求逼供,且自白書內容並非出於她的自由意願。

  上述指控引起了司法行政部的注意,並對其下屬單位發出命令,稱近來常有重大刑案嫌犯聲稱遭到刑求,不僅妨礙審判進行,也使社會觀感不佳。對刑訊之事,必須嚴查嚴辦。

而警方則不斷喊冤,稱她之所以認罪,是因露出了一連串破綻:

  首先是她母親為她身上傷痕所做的證詞被警方揭穿,再來是替她做不在場證明的弟弟──就讀於中興中學夜間部的張良平證詞反覆,追問下才承認是姊姊給了他一張表,要他將表上的作息時間告知警方,但他背不起來所以亂了套。

  最後是除了王接外的第二位現場目擊證人──三輪車伕陳復生的出現。陳復生指證:「當時我的車子停在巷口,見她從巷內跑出來,她所穿的衣服遠看是黃色,近看是白色,右手拿著皮包,左手挾個牛皮紙袋。她跑到我附近時,低著頭從我車後穿過去,因為走路的人,百分之百是從我車子面前走過去,只有她是穿過車子後面,所以我才注意她。」

  警方說,當時張韻淑辯稱是陳復生認錯人,直到晚上與母親和弟弟面對面,得知他倆的供詞漏洞百出後,才突然跪在地上,哭喊道:「賭慘了,連命都輸掉了」,並要求把與她相熟的馮科長請來,她才願意吐實。

        馮科長也稱,當天是凌晨3、4點接到電話過去的,對方的自白書也是在他面前撰寫,絕無刑求之事。至於談話錄音中的「你照實說出來好嘛,你不用吃這麼多苦嘛」,是因看對方當時精神沮喪,才會勸其坦白一切以減少精神負擔。

  檢察官派法醫檢驗張韻淑,並未驗出有新傷,再加上錄音帶中張韻淑語調平和,並無被刑訊之跡象,最後刑求控訴遭到駁回。

        私刑疑雲暫告一段落的同時,更多的疑點卻繼續層層疊加,使本案被化不開的濃霧所籠罩。

 

              *         *         *

 

  「我坐在車上午睡時,夢見鄭春娥叫我出來為她伸冤,一連作了三天的夢,所以才出來作證。」

        三輪車伕陳復生被張韻淑的律師金品琅詢問「為何案發後十幾天才向警方提供線索時」答道。

        在法庭上,雙方最大的交鋒重點,便是張韻淑的不在場證明,而陳復生的一舉一動幾乎搶盡所有風采。

被法官傳喚時,他先用尖銳嗓音高喊「有!」,並在全場注目下,從旁聽席揚著下巴走上法庭,口若懸河地敘述當日目擊張韻淑走出黃宅之情形。他甚至回到旁聽席拿取自己繪製的當日現場圖,指出其停車位置及張韻淑走的路線,還模仿起她走路的樣子。

當法官請他確認,張韻淑是否就是他當日所見之黃衣女郎時他大力拍了下被告席前的欄杆,瞪大眼指著她說:「就是她」。

法官拿出三個手提包讓他指認,他看了片刻,再度大力拍其中的黑色皮包:「就是這個」。

由於其動作表情太過誇大,法庭上數度出現笑聲,金律師立刻質疑:「陳復生在檢察官偵查時,說是只看到張韻淑的背影,是小小的腰圓圓的屁股,因為沒有見到正面,所以不敢出來作證。如今卻說是鄭春娥托夢,而且當天曾看到張韻淑的正面,看得很清楚。」

律師繼續說:「證人可能有一種狂想症,因為看到報上的新聞,起了一種狂想的念頭,編了一套話出來作證,所以請求庭上請專家對他作個檢查,是否有問題?」

法官問陳復生:你的精神是否有毛病?」,陳復生搖頭。

張韻淑則反譏陳復生,說作證並無獎金,為何還熱心地自製現場圖說不定你就是凶手,才會如此清楚當天的事,希望我代你頂罪,才如此熱心的作證。」

除了陳復生的指證歷歷,女傭王接也維持原本證詞,稱在黃宅起火前,曾目擊一個與張韻淑相似的女人,從黃宅走向巷口的電話亭。

  檢察官並點出張韻淑所提之反證的矛盾處:

        她說自己下午4點左右已抵達賭場,但三輪車伕劉效純卻是在4點50分左右才於和平西路一段的她家附近遇到她,當時她還問對方:「老劉,我的孩子有沒有送回家去?」且多名賭場人士也供稱,是在5點左右才見到她。

        而根據三位法醫提出的驗屍報告,兩名死者胃內有米飯及豆類的菜,消化時間約為一小時。而黃玉春夫婦供稱,在2點前回去上班時,看到鄭春娥在餵剛午睡完的黃其侖吃飯,依吃飯時間的推斷,兩人遇害時間約為4點,而當時她的行蹤無人能證明。

  除了在不在場證明上居於劣勢,她在案發後存進銀行的款項中,有一筆五千元的來源不明,也成為檢察官懷疑的重點。

        檢察官調查發現,她在本案發生前,已欠下五、六萬元之賭債,這些債務使她壓力龐大,她曾向幾位賭友借錢均遭拒。而她個性好勝,儘管生活艱苦仍硬撐著,她在賭場開的支票也從不跳票,即便輸光了,即便再窮困,也絕不讓支票被退票。

        雖然她說那筆錢是向趙太太借的,但說法卻與其母和其妹之證詞互相矛盾,且趙太太堅決否認曾借錢給她。然而她卻企圖串供,私下請人捎信給家人,在被沒收的信中,提及五千元之來源已講好是向趙太太借的,為何母親與妹妹仍出現不同說詞。

另外,黃玉春家遺失的五千元是與軍人儲蓄券放在一起,軍人儲蓄券並未被燒燬,五千元卻不翼而飛。這筆錢是十元一張共有五疊,以報紙包起,而王接所見之黃衣女郎,右手挾了個很厚的報紙包。

        即便表面上攻破了張韻淑的不在場證明及五千元來源的辯詞,仍有件事使控方萬分頭疼,甚至讓控方內部分成兩派,為此爭論不休。

        這一切都與「那個男人」有關。

 

              *         *         *

 

  鄭春娥是否被人擊昏後才遭到絞勒?

  以鄭春娥之體格,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將她勒昏?

  凶手在勒人時,手掌是否會受傷?

        這三個問題,都是解開「那個男人」之謎的重要關鍵。

        儘管張韻淑已推翻自白書中之內容,並聲稱黃焜平是她捏造的,但她在案發時,體重僅為40公斤出頭,真的有能力獨自犯案嗎?

  贊成派的論點為:

        鄭春娥在被勒後還能微弱呼吸,可見凶手力量並不大,且若死者是在缺乏防備下被擊昏,那麼即使凶手體力比死者差,仍有能力將其殺害。

  何況三面鄰居皆稱案發時在家且未聽聞異狀,若有兩名凶手,兩人應該都會從大門逃走,但目擊者卻只見到張韻淑。

  反對派則認為:

  鄭春娥只有19歲很年輕,又從事粗重的女傭工作,體力不會遜於張韻淑。且要在短時間內勒昏兩人並放火燒屋,以張一己之力很難辦到。

        此外,王接在聞到火煙味道後,曾以為是自家電線走火並返回屋內,也許黃焜平便是趁著此時,從黃家大門逃脫。

        至於開頭提到的三個關鍵問題,以鄭春娥的體格,若頸部動脈受到3.5公斤的壓力便會昏厥,若脊椎骨動脈受到16.6公斤的力量,也會昏厥。至於凶手勒人時手掌是否會受傷,與當時之力量與姿勢相關,難以於事後推論。

鄭春娥是否先被擊昏才遭到絞勒?由於其頭蓋骨已被燒到破裂,所以難以驗出。

也就是說,黃焜平是否真有其人,仍是個無法解開的謎團。

        在檢察官對張韻淑提起公訴後,由於控方遲遲無法找到黃焜平及有力的直接證據,推事決定重新調查本案

        就在此時,一個突發狀況又為本案投下了巨大的震撼彈──

關鍵證人王接失蹤了

 

<指證者>

在王接連續三次未出庭,甚至連調查庭發出拘票仍不現身後,警方才驚覺,他們從未真正掌握這位關鍵證人的行蹤

儘管他們之前傳訊她到案談話時,便知悉她是約案發前三週才到黃玉春隔壁的趙家工作,與鄰舍皆不熟,且並非經由傭工介紹所到趙家任職,而是由一位老太太牽線但他們卻未發現,她在趙家燒燬遷離後,雖總是每傳必到,但其實一直是處於行蹤神祕的狀態

        警方都是透過她妹妹聯絡她,但連其妹也不知其案發後之住處,皆得依賴她主動聯繫其妹,其妹才得以告知警方傳訊之事。

        更糟的是,連她在製藥工廠擔任燒飯女傭的妹妹,也辭職不知去向了。

  在關鍵證人屢傳不到的情況下,是否繼續羈押張韻淑成了大難題,而警方也十分焦急,深怕被社會大眾誤會,是他們對破案證據感到心虛,才將王接藏了起來。

        而王接究竟為何避不見面?背後是否有何不可告人之隱情?

  警方趕緊詢問介紹她到趙家工作的那名老太太,對方告知警員王接回雲林老家去了,然而警方與記者在其雲林老家未找到人,反倒因此得知她坎坷的身世:

原來她生於民國23年9月3日,原籍雲林縣四湖鄉,父親王皆因家境貧窮,在她才兩個月大時,便將她送至麥寮鄉蔡家做童養媳。

當時台灣農村仍有童養媳的習俗,因缺乏節育觀念子女眾多,再加上重男輕女,為了減輕經濟負擔,將女兒送到別家當童養媳。對養家而言,也可節省婚禮龐大的聘金開銷,並增加勞動力,讓童養媳協助家務,包括下廚、縫紉及下田工作等。

然而,王接的「未婚夫」蔡充閭並未成為她的丈夫,反倒在她六歲時結了婚,對象另有其人。

  王接未受教育,在蔡充閭結婚時因仍年幼,並無太大反應。但懂事後漸漸覺得與蔡家有隔閡,21歲時便將姓名從「蔡王接」改為「王接」,後來更離家北上工作,並悻悻然宣告自己將終身不嫁。即使她已年近30,去年有人熱心給她作媒,也遭到回絕。

  蔡充閭說,王接在農曆7月中(國曆9月初)曾回雲林住了約一個月,並在農曆8月中(國曆10月初)回去台北,接著便無消無息。然而當記者告知他王接失蹤且可能遭遇不測時,他卻絲毫沒有緊張的樣子。

  麥寮當地居民則繪聲繪影地說,王接曾抱怨警方傳訊她長達兩個禮拜,還要她在裡面倒茶掃地,她感到厭煩而躲回雲林。也有人說,曾在市場內聽到蔡充閭提到她,說她不願再作證,以免捲入糾紛。

  尋尋覓覓兩個多月後,《徵信新聞報》的記者黃海終於聯繫上她,她已換了新雇主,也改名「阿珠」。

        她的新雇主趙氏夫婦得知「阿珠」便是報紙上那個失蹤的王接時,先是不可置信,接著答應讓她出來與記者見面。

  她步出廚房時,身穿暗色格子襯衫與深綠色窄裙,手上仍沾有溼答答的油水,並不時用手整理蓬鬆短髮。

  當被問到是否知道法院在找她,她說「我不知道」,當被問到是否知道報紙登了許多她失蹤的消息,她笑著回答:「我又不識字,怎麼會知道呢?」並略顯害羞地說:「我是沒有唸過書的。」

  「妳在這裡工作,你家裡的人知道嗎?」記者問。

  「他們不知道。」

  「妳在外面做事,家裡的人都不知道妳在什麼地方嗎?」

  她嬌嗔地回:「我又不是小孩子!」

  「假使這次法院再傳妳去作證,妳願意去嗎?」

  她猶豫了一會兒:「我覺得對我的工作不方便。過去是警察局,一連去了許多次,每次都是很長的時間,影響我的工作。」

  「到法院去作證,是每個國民的義務,依法規定,還可以供給妳車旅費;比如妳在家裡要坐火車出來,可以向法院領車費的。」

  「那不是領車費的事,我……」她欲言又止。

  「是不是有人要妳不必作證?」

  她接連搖頭,沒有正面回答。

  「妳對當時火警現場看到的情形,還能記憶嗎?」

  「當然還記得。」她又重新描述一次目擊黃衣女郎的情況。

  「妳既然對當時的情形很清楚,法院請妳作證,為什麼不去呢?」

  「我不希望看到那個女子。」她面色沉重:「開庭是不是與那個女子在一起的?」

  「不一定的,由法官看情形。」

  「但是要我看到那個女子,非常不好。」她蹙起眉頭。

 

              *         *         *

 

  兩週後當她重回案發現場作證時,簡直與先前判若兩人:

蹙眉的神情轉為藏不住的笑意,暗色襯衫窄裙換成橘黃色毛衣及黑色齊膝短裙,蹬著三寸黑色高跟鞋的她,不時舉起手來,與擁擠群眾中的朋友打招呼。

  她終於走出廚房,擺脫記者報導中的「下女」稱號,成為萬頭鑽動巷弄中,那耀眼的一顆星。

當背後的記者呼喚她,想拍其正面照時,她先笑問:「叫什麼,是不是要請客?」,對方回道:「好的,我請客!」後,她嬌羞回頭,被捕捉進鏡頭中,與另一頭已變得微胖且憔悴,穿著暗紅碎花小襖及黑褲黑鞋的張韻淑成為強大對比。

  儘管已是冬季,但圍觀群眾將現場擠得熱呼呼,巷內滿滿的人,垃圾桶上有人,樹上有人,就連磚牆上也全是人!

  由於人潮如海浪般,好不容易推開了又湧上來,混亂的場面持續二十分鐘後,警察們總算想出對策。他們將樹上牆上的圍觀群眾勸下來,拿了幾根草繩圍出個臨時法庭,在黃玉春家斜對面的31號門前,擺了一個方桌及兩張凳子。

  王接告知呂一鳴推事,當時見到那可疑女子出現在電線桿旁,並往電話亭走去,呂推事以腳步測量,從王接當時所站的22號門口到電線桿,是11步的距離。

  接著穿黃色青年裝、頂著光頭的三輪車伕陳復生,也帶著呂推事走向他當時停車之處,並一路挺著胸膛滔滔不絕。呂推事再算出,從黃玉春家到陳的車子是91步。

  然而奇怪的是,兩週前仍說自己對目擊情形記憶清晰的王接,改口稱時間久了(當時約為案發後半年)記不起來;且原本說看到一個女人從黃宅出來,也改口為:聽到24號的大門響了一聲,轉頭看到一個女人,但不敢確定那女人是從24號出來的。

        而當庭上拿出數件不同顏色的洋裝讓她指認時,她凝視良久說全都不像,遭庭上反問「為何在刑警大隊說是這種顏色?」時,則回道「我是說比這種顏色再淡一點。」至於陳復生仍一口咬定,當時所見的便是這種米黃色衣服。

關鍵證人王接說詞的改變,是否會影響本案的風向呢?

  張韻淑將於民國52年的最後一天,迎來影響她一生的重大判決。

 

              *         *         *

 

  那日天氣晴朗暖和,張韻淑身穿短襖長褲,頭髮梳理整齊,脣上有淡淡的玫瑰紅脣膏。她帶著準備與親人重逢的喜悅神情,走進了候審室。

  法警遞給她一包象徵吉利的「雙喜菸」,她邊抽邊說:「我的母親、弟弟、妹妹都來了,他們準備接我出去」,法警也附和道:「是的,今天要向妳恭喜了。」

  走進法庭時,她表情鎮定,眼神安詳,彷彿對自己的命運充滿信心。

  近百位旁聽者見她進場,有的好奇望著她,有的為她輕聲嘆息,還有人竊竊私語:「這個小女子就是杭州南路那件案子的凶手嗎?」

  開庭後,她被帶到法庭案桌前方,全場起立肅靜,呂推事捧著判決書,以低沉嗓音唸出:

  「張韻淑連續殺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又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又竊盜處有期徒刑一年,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法庭頓時鴉雀無聲,宛如陷入真空,幾秒後,寧靜空氣中出現了張韻淑嘶啞的哭喊:

  「我冤枉,我沒有罪,我是冤枉的呀!」

  張韻淑的哭喊聲好似沒有盡頭地不斷纏繞著,其母劉玉珍更是昏倒在地,被送往台大醫院急救。

  自此開始,張韻淑的律師金品琅與控方,針對先前的疑點展開進一步攻防

  金律師首先質疑,地院的判決缺乏直接證據,所根據的旁證又充滿矛盾,實在無法令人心服。

  關於張韻淑的不在場證明,他指出三名法醫的鑑定報告皆稱:死者係在飯後一小時之內死亡。而黃玉春夫婦供證死者吃飯時間在下午2點前,所以死者遇害時間應為下午3點前,而非之前認定的4點。

而張韻淑是在下午3點40分才離家,顯然並非凶手

楊日松等法醫則作證說,根據解剖結果死亡時間約為飯後一小時左右,但如死者有胃病或情緒緊張,則可能延長至兩小時。

但鄭春娥的父親鄭述鶴說女兒身體很好,將此可能排除。

  法醫宮可仁則稱,根據解剖結果,食物入胃已達一小時左右雖無疑問,但無人能證明死者在午後3點至4點間未再吃進相同食物

金律師反駁道二名死者下午2點前進食後,又在3、4點鐘再次進食,不合常理。且依據檢驗結果,其胃部殘存未消化之米飯豆菜等食物,並未發現有兩種不同之消化情形,因此兩人應只有進食一次

法醫宮可仁再反駁,認為死者胃內有不同的消化程度之食物存在,不排除有兩次進食的情況。

至於張韻淑在案發後存進銀行的五千元,是否即為黃玉春家遺失的五千元現鈔?

  金律師指出,黃玉春根本沒有遺失五千元他在去年4月提回存款一萬元後,便於5月用這一萬元購買了一千張軍人儲蓄券,所以根本沒有所謂的餘款五千元。

  黃玉春則反駁,說自己被偷的五千元,的確是從合會儲蓄公司萬華分公司提回,該款是以其長子黃其立名義所存入。

  關於張韻淑的犯案動機,亦即為了取回寄存於黃家之六兩金子不成憤而行凶,金律師指出:黃玉春之妻曾在筆錄時說金子是被告寄存的,隨時可取回。既然如此,張韻淑直接向黃家索取即可,何必像小偷一樣地搜找?而且以她與黃家的關係,也可以想辦法把鄭春娥支開,何需滅口殺人?

  張韻淑與黃玉春二人甚至為了六兩金子之事,在法庭上爭吵起來。

  張韻淑說:我丈夫因案入獄時,朋友送給我六兩黃金以及金鍊一條,做生活費用,當時是在黃玉春家裡,我就將六兩黃金交給黃玉春夫婦保管至於那條金鍊因鍊鎖上刻有他們結婚的日期,是一件結婚的紀念品,所以我不忍心收下,又退還給他們。

黃玉春反駁:那六兩黃金是我內弟蘇昌良寄存,並不是張韻淑的。

張韻淑指責黃玉春說謊且沒良心後,黃玉春喊道:你殺了我兒子,放火燒了我的房子,還說我沒良心。

  「我是冤枉!

  「有那麼多人看到,有那麼多的證據,你是冤枉的?

  語畢,黃玉春向法官表示不願與張韻淑站在一塊兒,法官命他先退下。

張韻淑繼續說:當時我把黃金寄存黃玉春處時候,我丈夫已經被關起來,他們否認是我寄存,是恐怕因此牽出貪汙案。」並暗示她丈夫是替人頂罪。

除了張韻淑的犯案動機缺乏說服力外,控方也因引用兩名目擊證人之證詞而遭到質疑:

金律師指出,王接作證時曾稱「她(張韻淑)的兩肩較寬,不像那女人」,後來指認衣物時,也說她的三件衣服顏色都不對。由此可見,當日的黃衣女郎並不是張韻淑,但控方卻引用此證詞認定她是凶手。

而陳復生在重回現場時,說自己的車子當時放在巷子正中央,但如此做會妨礙汽車通行,且當時約為下午5點交通繁忙,此種行為實在不合情理。

陳復生反駁道,當時車子下方有塊不平的地,他怕汽車駛過會將髒水濺到身上。

金律師指出,當日為晴天並未下雨,地上何來髒水?且本案發生在炎熱的夏季,下午5點太陽仍然很大,陳不將車停在巷道邊陰涼處,反倒放在巷道中央任其被豔陽曝晒,實在怪異。

金律師繼續說,黃玉春家離陳復生的車有91步之遙,2022與24號的大門都是相同款式,24號門口又有電線桿阻擋視線,從陳停車的地方應無法見到張韻淑從黃家走出,所以不該採信陳之證詞。

  陳復生仍堅稱:當日是陰天,沒有生意,所以被告走出該宅時我即極為注意。

金律師再反駁,根據氣象紀錄,當天為晴天而非陰天。

  在雙方你來我往中,部分疑點越辯越明,然而仍有部分未能釐清。

        但誰也沒有料到,此時案情又出現了一枚超級震撼彈。

 

       *         *         *

 

  「黃衣女郎」真的存在嗎? 

  這個在案件初期曾讓警方懷疑的問題,在對王接使用測謊器後遭到排除。

  然而,隨著案件的不斷升溫,這個關鍵問題的答案,竟被多名人士推翻!

  王接一再宣稱,火災前她站在22號門口,巷內並無他人,但警方找到了數名當時經過巷內之證人:

住在19號的劉太太張玉卿說,當天下午4點半後她曾外出買醬油,並未在22號門前見到王接。約10分鐘後她走回家,除了沒看到王接,也沒見到有女人從24號出來。           

同巷的女傭王菜及陳鴛鴦則作證道,案發當日下午太陽很大,4點30分左右,陳鴛鴦從菜市場買菜回來時,曾經過王菜雇主家,兩人並站在23號門口談天,並未聞到燒焦味。

直到4點50分,兩人分開各自回家後,王菜聽見21號的老太太喊失火,她才又出來。但她並沒見到24號有人出入,且只看到一個男人在踢24號的門,等門被踢開時火已燒至大門,他根本無法進入。

除了王接外,之前屢遭質疑的陳復生證詞也被推翻,三輪車伕王明東與安為禎作證,陳復生在案發前後根本不在該巷內。

當時的排班三輪車皆有固定的停車候客處,每個路口為一組,由組長統籌車輛調派。

與陳復生同組的王明東說,當天按照排班順序,依次是陳復生、他、趙清雨和安為禎當班。案發當天下午4點,他到143巷電話亭前去接陳復生的班,接著陳復生便離去。

  安為禎則說,他在約4點30分去接替趙清雨,當時並未見到陳復生,不久後便發生火災,他在圍觀火災時,仍未看到陳復生。

  儘管王接堅持其所言屬實,但「黃衣女郎」是否存在已成了一個巨大問號, 案情也陷入更大的膠著。

  此時,一道身穿藍色厚布夾克與灰褲的神祕背影,在暗夜中,緩緩朝警局方向走去……

 

<自首者>

那道神祕背影走向值夜班的刑警後,警局上上下下又熱鬧動員起來

  先是由刑警隊長親自偵訊,接著移送偵辦本案的刑警大隊,再來又交給偵一隊去辦。

之所以會掀起如此大的波瀾,全因他──秦昭的自白

  他供稱自己是火窟雙屍案中張韻淑的共犯,曾接受張韻淑所給之酬勞,並詳細敘述整個犯案經過。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張編號「1159」的紙後,不敢掉以輕心,立即派出多名幹員,去訪問他的房東及前同事來確認案情。

《徵信新聞報》的記者路珍年也在秦昭被押送時,對他進行簡短訪談:

「火窟雙屍案是你做的嗎?」記者問

「是我做的!」他直挺挺坐著

「你怎麼認識張韻淑呢?」

「我在水源路的賭場中認識張韻淑的。」

  「你常和她打牌嗎?」

  「我常和她打牌。」

  「多大的輸贏?」

  「二三十元的輸贏。」

  「你和張韻淑如何計劃殺人?」

       「張韻淑原來叫我到杭州南路去打一個人,我衣袋裡還帶著一瓶汽油,進了門我控制不住,就殺了人,又用汽油去放火。」

「你殺人時張韻淑在門裡門外?」

        「她在門外。」

        「張韻淑給你多少酬勞?」

        「她給我三千元。」

  「事主所失不過五千,她給你這麼多嗎?」

        「她給我三千元。」

  「你在什麼地方工作呢?」

  「從前我在飯店廚房幫忙,現在沒有什麼事做。」

  在上述對話中,他不時展露出些許怪異,比如以張韻淑豪賭的性格而言,與他打牌輸贏卻只有二三十元,實在不合情理。且記者從他後方發言時,他並未轉頭,而是以頭與身子成一直線的奇特方式整個往後轉

        走訪各處的警員,也查不出他與張韻淑間的關聯。而當張韻淑聽聞有其他人自首後,先是愣住片刻,接著喃喃自語:「我早就期望有這麼一個人出面。」

  在得知對方供稱是她教唆犯案後,她說:「呀!怎麼會有這種怪事呢?我這個案子馬上就要宣判了,是不能再節外生枝的呀!」,並堅決否認兩人相識。

  記者問她:「這個姓秦的自首,把妳也拖進去,妳自己能分析出一點道理來嗎?」,她沉思後回答:「我的案子,本月20日就要宣判了,我自己相信很可能改判無罪。如果我判無罪,當初辦我的人就沒有面子了。有了這個姓秦的,就是增加了一個人證,反而可以判我有罪了。」

  究竟這位秦昭是否真是共犯?如果是,為何到此時才出面自首?如果不是,他又為何要自首?原因會與張韻淑的分析一致嗎?

 

              *         *         *

 

  在警方查訪後,這位「自首者」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秦昭,男,29歲,廣東人,教育程度不高,曾做過修路工人,後來轉任廚師。

  他曾因在台南市行竊而被判刑,出獄後又再行竊遭到判刑。

去年他原本在西寧南路的國際大飯店擔任廚師,並單戀一位女服務生他告訴同鄉林駒,女方家長要五萬元聘金,但他並無存款,請求對方幫忙。但林駒向國際大飯店的領班打聽後,發現該女服務生並不愛秦,將實情轉告他後,他便開始有精神失常的跡象,說話常顛三倒四。但因其工作認真,飯店並未將他辭退。

不料到了去年下半年,他竟在病發時,用菜刀將自己左手中指上半截砍斷,飯店只好解雇他。廣東同鄉們還湊了一千多元,將他送到埔墘靜和精神病醫院治療數日。

去年年底,他的精神病再度發作,有天下午甚至企圖跳河,又被送往萬華的協和精神病院治療。

而他身上那張編號「1159」的紙,正是協和精神病院的診斷書。

當他被搜出診斷書時,仍聲稱自己是犯案後良心不安,才會患上精神疾病。警方也沒有就此將其嫌疑排除,而是詳細確認其涉案可能。

  在比對他的證詞,發現其所供稱之行凶方式等細節,與他們手上所掌握的現場跡證不符後,警方才推斷他並非凶手。

  而他為何要自首呢?難道純粹是因妄想症發作?或者真是受人唆使?

  若是後者,那麼警方仍不能放掉這條線索,必須繼續追查背後的主使者。

  對於這個問題,他給的答案倒是讓人意想不到,甚至有些啼笑皆非。

  他說自己是因失戀加上失業,日子過得乏味,又沒飯吃沒地方住,為了能到監獄裡吃飯睡覺,才會說自己是殺人凶手。

說完這番話後,他被移至台北縣警局送交遊民收容所。

 

<申冤者>

廢墟中的野草在寒風中來回擺盪發出接連呼號,似在訴說冤情。

三年半前,這條巷子內都是低矮的日式平房,如今卻已成了一棟棟新式樓房

唯一仍破敗不堪的,是案發的24號,野草叢生的景象與周圍的新樓成為強烈對比。

  而與雜草一樣高的,是高檢處蒞庭檢察官陳慶粹桌上的案卷,他即將再度上訴,請求撤銷張韻淑的死刑判決。

  半年多前,他首次提起上訴,引起社會一陣譁然。畢竟檢察官負責代表國家執行原告,總是與被告站在對立面,而他是台灣司法史上,首位為死刑被告辯護之檢察官。

張韻淑在經歷近千個於死亡邊緣掙扎的日子後,初聞檢察官為她作有利論告時,感到相當不可思議,淚水在眼眶中打轉

曾瘦小憔悴的她,如今已胖到所有舊衣都穿不下了她說:「我是一個倔強的女人。這兩年多來,我失去了自由,我被兩度判處死刑,精神上受盡了折磨,但我始終沒有流過一滴眼淚。可是昨日我卻哭了,因為我太感激陳檢察官了!

「這兩年多來,許多親友都認為我是一個壞女人,法院認為我是殺人放火的女凶手而兩度判我死刑,除了我的母親、丈夫、律師外,沒有一個人能瞭解我的冤屈。

「每當更深夜靜的時候,我站立在監房的窗口,對著黝黑的天空發呆,我心中充滿了怨恨,我恨誣陷我的人,恨這冷酷的社會,有時也恨蒼天為何如此的昏瞶。一直到昨天,陳檢察官的為我仗義執言,使我對法律才重新產生了信心,我認為我的冤屈終有被平反的一天。」

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她撐著小傘被管理人員押解回台北看守所時,仍不忘回頭對記者說:「我相信我會獲得自由,我要為我的丈夫與兒子活下去!」

  至於陳慶粹,這位60多歲的資深檢察官,為何要打破前例,替張韻淑平反呢?

 

              *         *         *

 

  表面所見的不盡然是事情的全貌,甚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陳慶粹對記者表示檢察官對被告有利及不利之事均應注意,他只是盡職務本分而己。

然而會讓他做出此般突破常規的舉動,其實與當時司法體系之弊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首先,「重推輕檢」的風氣造成法官權利太大。推事與檢察官雖為同一官等及待遇,但推事是獨立審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檢察官卻必須服從首席檢察官之監督命令。此外,推事如獲得實授任命後,非經其同意不得調動,但檢察官卻可以被司法行政部逕行下令調動。

  司法行政部部長鄭彥棻甚至公開表示,需糾正上述歪風,除了經常將推事與檢察官互調,還會把司法官訓練所中名列前茅之學員,優先派任檢察官。

也有老法官建議,如果規定一審法官調升二審時,必須先由一審的檢察官調升,那麼司法人員為了升級,擔任檢察官的意願便會大增。

  第二個弊病是:推事的工作量過於繁重。一審法院推事每月審理之案高達百件,使他們傾向「一推了事」,一審往二審推,二審再往三審推。

  而三審的最高法院對發回更審的次數又無限制,使得三審對上訴案件,常因一些微小疏忽,或出於憐憫為被告尋找理由發回更審。這造成許多案件遲遲無法定讞,許多死刑犯只能在獄中苦苦等待,虛耗青春。

  例如轟動一時、發生於民國48年的武漢大旅社姚嘉薦命案,七名被告中除了一人在獄中病死,其餘六人都因法院一再發回更審,截至56年1月,已在鐵窗內度過七年又五個多月的歲月。

  而在火窟雙屍案中,刑事訴訟法其實有賦予被告緘默權,但張韻淑似乎並不知道自己的權益,因此說了太多對她不利的證詞。

  且在刑求疑雲出現時,檢察官將她提去後刑警便不再追查,檢方亦未繼續調查,造成之後的審判困難。

        此外,法官單憑情況證據便判她有罪,但情況證據在一般重大刑案中,只能指明嫌犯嫌疑重大,不能作為判罪依據。像在民國45年的八德鄉滅門血案中,嫌犯穆萬森在一審被判死刑,到二審時即因證據不足被改判無罪。

  而令本案不斷陷入膠著的證人證詞矛盾情況,也與當時法院對偽證罪極少追訴或處罰有關。即使根據刑法,作偽證會被判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當時社會大眾通常不願多管閒事,導致證人難尋,若法院對偽證罪嚴格執行的話,證人將會更為稀少。

另外,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雙方當事人及辯護人均可直接詰問證人。但在實務上,當事人及辯護人要詰問證人時,必須請求法官許可,因此詰問證人便受到限制,也較難找出作偽證者證詞中之漏洞。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陳慶粹兩度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並提出多項疑點,包括「被告張韻淑在刑警大隊所寫的自白書難以採信」、「間接證據未調查明晰」,以及「判決理由係抄襲已被撤銷的以前審判的判詞」等等。

  他能夠成功地扭轉張韻淑的死刑判決嗎?

 

              *         *         *

 

  在長達近七年的纏訟後,火窟雙屍案終於要迎來新的判決。

  法庭內外被數百名旁聽民眾擠得水洩不通,張韻淑身穿藍洋裝、外罩花呢大衣,戴著眼鏡神情凝重,在法警護送下進入法庭。

  審判長與兩名推事肅立宣讀判決書:「原判決關於殺人放火及執行刑部份撤銷。」

  此話一出,場內氣氛更為緊繃,案情是否要出現大逆轉了呢?

  審判長繼續說:「張韻淑共同連續殺人,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張韻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並一路哀泣著離開法庭。她對記者表示:「我還要上訴。對外界而言,雖然改判無期,已免我一死,但對我而言,即使判刑一日,亦不甘心。」

  然而她的上訴並未成功,在長達八年的審判後,她被最高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定讞。

  但此案也帶來一些正面影響,由於本案與其他懸案纏訟多年及屢次發回更審,促使了最高法院從只以審閱二審原判決的書卷資料、並決定「發回更審」或「上訴駁回」的「書卷審」辦案方式,改為自行開庭,再度寫下了台灣司法史的新猷。

        在經歷18年又七個月的鐵窗歲月後,張韻淑已從花樣年華的少婦,成了年近半百的婦人。雖長得白胖了些,但或許是因全身散發著旺盛生命力,她看來像是只有35歲。

  她終於要離開那個囚禁她多年的牢籠,假釋出獄了。

  她將如何面對出獄後的人生?又會對這位替她平反的陳慶粹檢察官說些什麼呢?

 

              *         *         *

 

  換下監獄制服,臉上滿是笑意,在台中女監的許主任陪同下,張韻淑到自由路的財神百貨購買新裝。

她在挑選衣服時略顯緊張,說:我雖然在台中十年,連路都不認識,不要說逛百貨公司了。

望著鏡中穿上新衣的自己,她顯得特別開心,最後買了一件黑底粉紅楓葉的套裝,一件茶色大衣及一個皮包,財神百貨並送她一件羊毛衣。

  當她興奮地回到監獄時,除了喊著:「好高興!」、「好累!」,也對記者侃侃而談此刻的心情:

這次我能夠提前獲准假釋,真是喜出望外。本來按刑期計算,應該過了年才可以假釋。因為這裡的長官很愛護我,覺得我表現很好,而且服刑前羈押時間很長,所以提前為我呈報,使我能夠在過年前回家團圓。

記者問:「服刑期間,妳的情緒如何?

剛開始的時候,我很激動,很想不開,每天都覺得心口好像壓著幾千斤重擔,心情非常沉重,常常用手捶胸。後來,我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人同情我,了解我,也有人為我講話,我覺得很安慰,心情才慢慢平靜下來。尤其最後兩年,過得最安穩。

聽說妳在女監是老大姐,女受刑人都很聽妳的話?

因為我來得比較久,她們都叫我張大姐,我也很照顧她們,不過不是黑社會的龍頭。我不喜歡這一套,不可以舊的欺侮新來的,而是幫助她們,所以大家都處得很好。

九年多是段漫長的歲月,妳在監中大多做些什麼活動?

我們每天工作到下午三點鐘就收工,然後可以做私人的事。我常常寫日記,看報紙,練習寫大楷。我不會寫,女監主任許翠芳教我寫,等於學校一樣。

妳說妳在獄中天天看報,妳最關心的是什麼新聞?

  「我喜歡看國際新聞。以前年紀輕,喜歡看副刊,現在我已不是小女孩,過了看副刊的年齡,對國家大事很關心。比如美國不賣給我們最好的飛機,共匪對美國賣武器給我們的事也在大聲叫囂,這些事不但關係個人,也關係我們的國家。

判決書中說,妳以前很愛賭。現在對賭博的看法有沒有改變?

我是為賭所害的人,如果不是賭,我不會坐牢。我們女監有很多犯人也受賭博之害,我勸她們不要再賭,我自己也絕對不會再賭。

妳出獄後有什麼打算?

我很想回家過寧靜的生活。今後,我想找個工作,只要人家不嫌棄,而又不是違法的事,我都願意去做,希望社會人士,不要歧視我才好。

她並告訴記者,出獄後第一件想做的事是趕快與親人團聚,並呼吸自由新鮮的空氣。

她也感謝同情她的社會大眾及媒體記者,以及那位替她仗義執言的陳慶粹檢察官。

  十五名獲假釋的男女受刑人排排站,一一獲頒假釋證書。在她接過假釋證書時,周圍響起熱烈的祝賀掌聲。

  在許主任陪同下,她終於走出台中監獄的兩扇大鐵門,並迅速鑽進接送她的車內,開啟人生的新旅程……

 

  時空回到50多年後之今日,鶴髮老人依然凝望著眼前的公寓。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對此地難以釋懷呢

  原來他曾經是位記者,自案發後便與其他記者一同追蹤案情,而「火海沉冤」、「可疑少婦」、「淡淡的黃衣,漸漸地顯影」、「被告聆判呼冤幾乎昏倒」、「鐵窗淚.如何了」等,則是他們報導中標題的關鍵字。

他們曾撰寫多篇報導,除了針對幾個關鍵問題發出質疑,包括張韻淑自白書中有多處不合情理、凶手殺人放火卻為何只取走一小部分財物、警方對鄭春娥的人際關係是否查得夠澈底等,也提出「與其假破案,不如真懸案的好」之論點。

  他們並以感性口吻在報導中敘述,張韻淑的青春與口齒伶俐的鋒芒就這麼在牢中一點一滴地消逝,而她與她的家人,也在一次次的死刑宣判中變得麻木。她的丈夫不再激動,她的母親也不再哭泣。

  記者們對張韻淑的支持,使她出獄後還特別寫信感謝報社,提及「我深知在董事長與各位先生的關注下,為我的涉案,浪費了過多的寶貴篇幅。那些正確的立論,為廣大的讀者所共鳴,但說不動執法的諸公」,並使用「張韻淑 叩上」之敬語。

        身為一個旁觀者,他不是不相信張韻淑獨自犯案的可能但證據實在不足以將她定罪

他更揣想過許多的「如果」:

  如果此案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憑著遍布各處的監視器,要破案應該並非難事;

  如果蒐證時不要連日下雨,能像案發當天一樣豔陽高照的話,也許能找到更有力的物證

  如果證人間沒有彼此矛盾也許能順利破案……

        他望向灰色天空,脣角漾起苦笑:

        一場火,兩具屍,七嘴八舌的羅生門。

        而凶手究竟是誰,除了被害人與凶手外,大概也只有天知道了。

 

參考資料

  • 徵信新聞報:民國52年6月15日~民國57年1月16日之相關報導。
  • 中國時報(原徵信新聞報):民國57年10月29日~民國71年1月23日之相關報導。
  • 聯合報:民國52年6月14日~民國77年2月27日之相關報導。
  • 蔡墩銘「二張」疑案之回顧與檢討──張韻淑案與張國傑案的比較

 

提交評論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