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專題

【十信案】媽媽,我身體裡的怪物長這麼大了——解嚴前夕一樁一百億元的金融犯罪

1985年3月1日的早晨

 

「真的會抓人嗎?」

    「都過了快一個月了,恐怕風頭一過,政府概括承受,還是照樣做他的立委吧。」

    「但這次數字比前幾年亞洲信託更大了,100億不是避個風頭就能避的啊。」

    「可是擠兌也停了,十信跟國信都恢復營業了。」

    「你上班沒看到,來來飯店門口,抗議的存戶今天又圍在那了嗎?」

    「有消息說,今天讓院裡開會同意逮捕令。」

    「小聲點啊……。」

 

1985年3月1日。這一天早晨,台北濟南路的立法院裡,從各辦公室的委員們,到走廊上的助理人員,休息室裡的記者,都在竊竊私語,談著十信案最新的進展。這起中華民國至今數字最大的經濟犯罪事件,發生已經過了快一個月,但卻沒有平息的跡象。在政府指派合作金庫接管之後,雖然擠兌風潮止血,隨著內部帳目清查,牽涉範圍卻越來越廣。

同時掌控第十信用合作社與國泰塑膠集團的蔡辰洲,左手搬運右手,挪用存戶的錢當作營運資金,買股票,炒房地產。他不僅以這些錢週轉,更用高於市面的利率,吸收國塑員工存款,進一步擴及一般民眾。這一手豪賭,在三年前選上立委之後達到巔峰,沒有人相信蔡辰洲會出事,氣球也就跟著越吹越大。直到一個月前,政府高層祕密下令突擊檢查,一夕之間氣球炸破,把十信的存款戶、國塑的往來廠商,關係企業的連帶保證人都捲進了風暴之中。

 

根據案發後財政部金融司編寫的〈十信案件處理經過及檢討〉,此案的罪魁禍首自是蔡辰洲無疑。內文寫道:

十信總分支機構遍佈台北市各主要地區,業務範圍普遍而深入,基礎穩固,財務原極堅實。乃該社近年來不此之圖,其負責人罔顧信用合作社之公益性及經營者之社會責任,漠視金融機構經營之安全與健全,違背法令等手段,從事不正常業務操作,濫設關係企業,視十信為其私庫,後更有恃於負責人蔡辰洲之身份,置政府之糾正、處分與輔導於不顧,終至積重難返。[1]

金融司洋洋灑灑,羅列了歷年檢查與處理的經過,一方面指出不正常放款數字逐年增加,一方面則強調財政部的處置措施。該報告的基本定調,既突顯蔡家犯行之惡劣,也透漏當局的兩難與苦心。文中著重財經部門長期以來的用心,也指出金融弊端牽涉體大,當局處罰與輔導兼籌並顧,為避免存款人誤解引發擠兌風波,希望透過輔導,扶十信於正軌。只是積弊甚深,財政部儘管力圖整頓,卻收效甚微,主管機關台北市財政局、監理機關台灣省合作金庫,「相對於蔡辰洲的政治背景,一切努力,形成徒勞。」

案情看起來十分清楚,只是,似乎也太過清楚。清楚得遺漏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在戒嚴時期,政府當局為什麼會這麼弱勢?

這份給人避重就輕感受的報告,嚴厲批判蔡家勢力的同時,似乎也不自覺地透漏著,不是背後政府內部有著複雜的官商勾結,便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監管能力有嚴重不足。

在人們還不知道戒嚴將會結束的倒數第三年,這份報告與這個案件,將我們帶向島嶼歷史上一個事物混沌未明的時刻。在那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正悄然變換,舊有的秩序開始崩解,而在那些縫隙中,人們尋求著自己可能的利益,而不知道有什麼前方等待。

 

小兒麻痺財團次子的賭局

 

不同於財政部的報告,案件發生後,過去許多在私下流傳的秘辛,一一浮上媒體版面。儘管在戒嚴下,管制最嚴格的大報,只能聚焦在政府處理過程,提出一點質疑,讚揚明快決心,但是商業財經週刊月刊上,對蔡家乃至相關官員的故事,卻越挖越起勁,[2]而每逢出刊日遊走在警總沒收邊緣的黨外雜誌,更是以此大做文章,痛批國民黨長期執政的貪腐無能。

和台灣多數的財團一樣,蔡家起家並不太久,第一代的蔡萬春,從路邊菜販一躍成為台灣屈指可數的財團富豪,不過是三十多年的事。在物資短缺的戰爭時期,腦筋轉得飛快的他,便發揮穿針引線的生意手腕,取得日本軍方特許供應黃豆原料,再用上漁民廢棄的鹹魚湯,打響了醬油招牌。戰後,他看準了金融業發展前景,取得台北十信的主席位子,在經濟起飛前夕的台灣,推出一元開戶,短短一個月就讓存款倍增,成功將原本無緣十信大門的一般民眾,也拉入他的金融王國。隨後,利用十信作為基地,將從十信聚集的資金投入房地產,滾雪球般聚集更多財富。在經濟起飛期間,蔡萬春拉拔兩個弟弟,幾個兒子,不斷擴展企業版圖,從信託、保險、租賃、營造、地產、塑膠、食品、航運、鞋業、百貨、出版、甚至連飯店都留下痕跡。到1979年分家時,已經成為資產350億台幣的巨大集團。

蔡家起家的模式,正如蔡萬春一生的軌跡。一方面交結政府官員,另一方面在商場上快狠準地合縱連橫,敢於用小博大,用別人的錢幫自己賺錢。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靠的主要是出口加工,受到國際景氣影響,有週期起伏。蔡萬春總是看準時機,用十信放款予以週轉,再趁青黃不接之際,一舉拿下產權,併入企業集團。許多資本家的第一桶金都經不起探究,但蔡萬春這一套作法,不只用在發跡初期,當集團越來越大,蔡家仍然以爭議手法與海派作風,持續尋找獵物,讓許多中小企業既不得不合作,又懷抱戒心。

而蔡萬春中風退休後,接受十信的蔡辰洲更是將這套家傳心法發揚光大。像是辦公室裡懸掛的父親名言「在最好的時代也有賠錢的生意,在最壞的時代也有賺錢的人」,幾年前集團分家時,拿到企業體質最差國泰塑膠的他,便依著這條路,人頭貸款,高估抵押,將家族發跡的十信用到極致,準備在前景看似越來越好的時代,成為最會賺錢的人。

曾經罹患小兒麻痺的蔡辰洲,只有淡江文理學院肆業(外間傳說不一,有的說只有高中畢業,也有說曾去過美國大學),比起先讀中興法商又取得紐約大學碩士,喜好藝術收藏的同父異母哥哥蔡辰男,心裡似乎隱隱有種一股較勁的意志。這股意志既自卑也自大,一心用最大的財務槓桿,將最小的牌,翻出最大的數。

於是,比起同樣掌握金融資源、遊走政商關係,但是相對內斂的哥哥,蔡辰洲顯得更加外放而張揚。在投資上,他傾向高風險高回收的計畫,而不是用營運相對良好的十信來改善其他集團企業的體質。在交游上,他企求鎂光燈的聚焦,用金錢砸出擁簇與掌聲,每每在言談中,表現出自己與重要人物的親密關係。兼具富二代與賭徒的性格,使得他往往更著重在人事關係,喜歡繞過制度與穩定。那些言論舉止,彷彿說著,那些別人看不到,不敢作的,只有他才作得到。[3]

據靈通的內部消息報導,儘管不時抱怨父親分產時,自己太年輕,被叔叔哥哥拿走最好的,自己分到的企業不是經營不善就是下游邊陲,但蔡辰洲也總是自信滿滿,「今年,只要讓我捱過去,那麼國塑企業集團就可在蔡氏財團中揚眉吐氣一番了!」他將十信搬來的錢,大筆投入汐止等市區週邊山坡地的社區開發,預期將有幾十億的利潤。[4]

而據更靈通更內部的消息報導,蔡辰洲所以有恃無恐,並非只是虛張聲勢。

在案發前幾年,蔡辰洲接手十信沒多久,財政部便接到不少檢舉,指控十信有大量人頭貸款問題,違法放款給國塑等關係企業。財政部派了人去,一查之下,確實有近30億的問題貸款,按照法規,理事監事都要撤換。但是報告呈上去,這30億最後改成了可以修正的貸款,只輕罰了100萬。據報告,經財政部「輔導」後,不正常放款現象已有改善。[5]

這中間到底如何運作,週刊不敢「妄議國事」,只點了幾條線索。首先,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副手蕭政之,退役後在國塑集團擔任副總經理。其次,在蕭政之牽線下,蔡辰洲拜權傾一時的王昇為乾爹。第三,蔡辰洲在三年前加入國民黨,參選增額立委一事,正是由與王昇關係密切的黨秘書長蔣彥士圈選,交由台北市黨部主委關中執行。最後,蔡在立法院與其他國民黨地方立委結盟組成「十三兄弟」,幾年以來,更始終積極遊說財經官員,提出「合作社理監事可連任」、「信託公司可承辦銀行業務」等修法方向。而蔣彥士、財政部長徐立德等人,則多為蔡辰洲哥哥蔡辰男的來來飯店十七樓俱樂部VIP常客。[6]

有這樣的官場人脈,蔡辰洲顯然有底氣,違法冒貸又有何妨,只要氣球不破,以他的眼光,等投資的利潤回收,十信的資金一定可以回籠,錢上滾錢,生生不息。

只是這注豪賭,終究沒能「撐過這一年」。他沒想到,這一年房地產卻沒有預期的景氣,投資套牢,一時無法回收,而花在選舉上的錢,打點人脈的疏通招待,卻不能不按時奉上,用民間高利率吸收的資金,利息也不能不支付,豪言還在耳邊,一轉眼十信的問題貸款卻已經超過100億,放款額度甚至超過總存款。

蔡辰洲的自卑與自大,在短短幾年間,將自己推到了浪頭的最高處,但憑空捲起的海水,也在轉眼間落下,將他重重甩向尖銳的暗礁。既要裡子又要面子的他,在事情出現惡化跡象時,始終無法下定決心清盤重來,反而像個失控的賭徒,一條路走到黑,壓上了整個身家。那些用錢砸出來的朋友,沒有一個能勸住他,或者說,願意開口的,在浪頭情勢大好時,因為做了烏鴉,早被趕出他的華麗派對了。

直到1月底,台北市財政局調查十信的消息登上媒體,出現擠兌,財政部次長李洪鰲還對新聞記者說這是「十信客戶準備發年終獎金給員工,此現象各大銀行皆有,並非只有十信。」

但是,到了2月初,隨著十信現金降到水位下限,當財經高層決議徹查十信之際,儘管蔡辰洲帶同多位立委,連夜前往中央銀行副總裁錢純官邸求見,希望能暫緩執行,好爭取時間內部做帳,卻吃上了閉門羹。三天後,徹查結果出爐,財政部指派合作金庫接管十信,報章上甚至開始質問,據說只有幾位最高層財經官員知道的突擊徹查,消息是怎麼走漏,讓蔡辰洲趕忙連夜求見的?而就像那閉門羹一樣,用錢買來的人脈已經保不了他,最多只能幫到這裡了。

在各方媒體與謠言議論紛紛之中,蔡辰男的國泰信託也跟著被擠兌波及。比起行事張揚的弟弟,向來見事狠準敏銳的蔡辰男,看著風向,很快主動請求政府介入。但是,財政部注資30億後,發現國信的問題貸款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只是關係企業體質比弟弟的國塑集團好一些。進駐的公股銀行團總經理,看了財務調度資料說,「這簡直像水龍頭漏水一樣,愛開多久,就開多少嘛」。銀行團收拾這爛攤子,即便不起訴蔡辰男,但也不打算再把控制權還給蔡家了。十信也好,國信也好,企業總部被裁撤,各關係企業的信貸往來必須明確視為外部商業交易,而對關係企業的清算也一一開展。[7]

然後,在3月1日這天,當會議室的門打開,記者們看著立委們的臉,都知道了蔡辰洲的命運。立法院同意台北地方法院依背信、侵佔、偽造文書和違反票據法等罪嫌逮捕蔡辰洲。

「沒有沒有,本來就沒有大樹嘛,哪裡有什麼猢猻呢?」蔡辰洲的十三兄弟,前幾天據說還聚集在陽明山豪宅密商的委員們,一個一個劃清界線,樹倒猢猻散,「只是因為討論銀行法,有時候會碰面,沒有誰是老大這種事」,一邊否認著跟蔡家的關係,一邊想著,高雄那塊海邊鹽鹼荒地貸款10億的事,可別給眼前這記者知道了。[8]

而當初到底是官商勾結,還是財經當局為了市面穩定,放了蔡辰洲一馬,卻讓他食髓知味,導致冒貸金額越變越大?這些並沒有隨著蔡辰洲的逮捕(乃至日後的判刑、入獄、保外就醫、在家跌傷死亡)而結束,爭論還要在報章上延燒好一陣子,財政部長與經濟部長將要宣言「我沒有政治責任,但有道德責任」辭職,黨外媒體將繼續為文質疑這是不是國民黨更高層的斷尾求生……。

 

陰謀裡的陰謀

 

十信案至今三十三年,仁愛路圓環的敦南金融大樓,案發後出售給新光吳家,2011年,又為蔡家買回。看起來,這已經是台灣官商關係變化過渡時期的一則往事。但是提到這事,一般都說,蔡家依舊耿耿於懷,認為當時財務不佳、瀕臨崩壞的民間金融機構所在多有,並不一定要拿蔡辰洲開刀。被牽連的國泰集團員工,回憶起來,甚至以白色恐怖形容。

當時一位集團經理,在回憶錄裡描繪了國信集團破產拆解後的悽慘景象。營收不差的關係企業被破出讓,連王冠上的寶石來來飯店都不得不易主。許多中階主管一夕成為債務人,往來的中小企業負責人也成為票據犯。一大早,便有許多人在蔡辰男辦公室守候,大聲問道:「董事長,我們盡心盡力這麼多年,你一句話也不拿出來嗎?」

似乎,儘管宣示要「保障十信存戶權益、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但是比起實際的員工存款受災存戶、被牽連的主管與中小企業,政府的介入更在意的,是如何拆解這個集團,而非追回去向成疑的金流,釐清真正的責任歸屬。

他說,在當時的眾多信用合作社裡,十信一直是經營最好的幾個,此前多家出問題的合作社,都是十信幫政府吃下來。國信部份,國信在業界績效良好,規模贏過第二名的中國信託許多。多年後想起,他仍覺得十信案或有國民黨政府借刀殺人的意味。手起刀落,牽連無數無辜。[9]

比起財政部報告批判的違背法令惡性重大,或是商業週刊透露的官商勾結,這後面似乎隱隱有著更深的謎團,說著還不能就此結案。

這條線索,把我們帶往黨外雜誌。相較於財經週刊,這些根植於反對運動的文章,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一言以蔽之,所有的經濟問題,都是政治貪腐,背後都有著陰謀。在多年後的今天,這些雜誌帶著一種奇特的歷史形象:那既是民主化運動的重要記錄,卻沒有太多人會重新拿起閱讀。它們多半是時效性的文字,充滿激烈的攻擊,比起事實,更多地反映了人們的憤怒,在有限的事實裡,傾注著種種臆測與謠傳,以填補對現實的困惑。

而這些在事實與謠傳之間的文字裡,正有著我們要找的東西。

1985年3月6日,蔣經國在國安會議和國民黨中常會上說了重話,要徹底整頓經濟犯罪。在2月3日,案發前夕,蔣已經宣示,「反對壟斷!反對特權!反對投機!」這一天,他更直接指示:「今年這一年當中,特別要整頓財務、金融和經濟方面存在的問題。」「政府官員一定要憑良心依法辦事。」

但是,黨外雜誌的撰稿者卻有不同解讀。

像獵犬一樣,他們鉅細靡遺地捕捉著官方媒體的片段資訊,填補裡面的空白。他們一一比對前後不一的宣示,編織黨職公職的系統,從人事升降調動的細微變動,推測整個權力結構運轉中,外界所看不到的核心決策

在案發之後,始終「好官我自為之」的經濟部長徐立德,辭職前後的報導,便是一個例子。在整個二月,當跟官方關係密切的大報,代表企業界訊息的財經雜誌,都還在挖掘蔡家的種種不法,黨外雜誌已經將砲火全力指向國民黨的要員們。

報導獨家揭露,早在兩年前,台北市財政局擬定撤換蔡辰洲,將十信分拆為二的「斷然處置方案」,業經財政部金融司簽報,時任財政部長的徐,將方案壓了兩個月後予以否決,批示由合庫進駐輔導的溫和方案。

這中間的故事一點一點披露。報導指出,十信問題放款,經歷幾任財政部長,在張繼正任內的1979年還是11億,到徐立德任內,已經激增到1983年底的38億。這段期間,徐立德作為來來飯店香格里拉俱樂部的特級貴賓,手持價值200萬元的VIP卡,不時出席宴飲,招待三溫暖。1984年初,蔡辰男爭奪華僑銀行控制權之戰,儘管最終以不符華僑身份敗北,但在徐的護航下,政府以高價回購蔡家手上的股份。而徐成立「中華民國行政學會」,蔡辰男也慨然贈與辦公大樓,又將國泰信託總經理換為徐的親近同學謝森展,每天固定到財政部長辦公室跑一趟。

儘管在3月11日,因為輿論上的壓力,徐立德說出「雖然沒有政治責任,但我有道德責任」,請辭獲准。但是,黨外雜誌並不因此鬆口。相反地,根據請辭前後的線索,他們認為這只是斷尾求生的一幕政治宣傳戲劇。[10]

新的報導指出,徐立德突如其來的請辭,有著背後的動力。

不過幾個禮拜前,在十信案的風暴中,面對記者的提問,徐始終談笑風生,四兩撥千斤,對自己的官位顯得極有把握。只有一次,自立晚報記者單刀直入,問到他與國泰蔡家的密切關係,才幡然變色,怒摔電話。但也隨即在當晚請託友人,打電話向自立晚報社長疏通。當時,黨外雜誌推測,認為春節前監察院例會上,張一中等監委主動成立的監察小組,其作用不過是為了避免增額監察委員介入,而由國民黨監察院黨部主動請纓,作作樣子,正如前一年海山等煤礦連接出事,黨外監委提出調查,以釐清政治責任歸屬,卻為國民黨派出協查的監委牽制,一波三折,徐始終沒有到院接受調查,位置穩如泰山。[11]

但是,到了2月底,春節過後,院會開議,隨著2月26日立法院外頭出現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請願隊伍,國塑集團的債權人,在正門、側門高呼口號:「打倒蔡辰洲!」、「蔡辰洲是罪魁禍首!」、「立即逮捕蔡辰洲!」這時,執政當局,似乎也改變了策略,《中央日報》2月27日的三版頭條,赫然出現「十信弊案拖延五年未採斷然措施,財金單位是否予違法包庇,正根據數項疑點深入調查,金融司曾多次擬案追究均被擱置」的標題,直指徐立德涉嫌包庇。另一篇特稿則強調,即使無人包庇,至少政策失敗是事實,應有官員負起責任。

如果是在黨外雜誌上,這些內容並不特別,但是在直屬國民黨文工會的《中央日報》出現,那麼代表的是高層意志有了不同打算。三月上旬開始,《聯合報》、《中國時報》也紛紛跟進,「政治道德」、「政治責任」等字詞,一時間佔據了大小版面。與此同時,原本消極等待財政部不知何時才會送到資料的監察院專案小組,也突然動了起來,主動去財政部調閱資料,並派了兩個職員到部裡駐點。

撰稿者言之鑿鑿,正是在這時,當蔣經國宣示「政府官員一定要憑良心依法辦事」的發言經由各大報紙傳播之際,徐立德作為政府有心整頓作為的替罪羊命運,已經註定。一方面作為平息民怨的出口,一方面避免案情往上延燒,一方面也表現出政府的大有為決心。

而也在這時,監委小組「調查任務」大功告成後不經意的發言,進一步提供了黨外雜誌批評的口實。監察委員張一中表示,專案小組不眠不休調查弊案,蔣總統核准徐辭職,非常英明睿智,行政院主動負責,令人高興。專案小組的任務,也可以暫告一段落。至於有關單位的行政責任,最好等行政院妥善處理後,監察院再視情況調查。本應默默配合低調安靜的張一中,發言一出,讓原先規劃的「大有為政府」戲劇尾聲,頓時出現破綻。據稱,隔天張就被叫到中央黨部訓斥一頓,而張回到辦公室,對著職員大發脾氣,怒罵記者王八蛋,否認講過前一天的發言,認為記者裡面一定潛伏著陰謀份子。而專跑監察線記者裡面,則流傳著「再不打老虎只打蒼蠅,監察院乾脆併入行政院環保局」的笑話。[12]

5月20日,另一則雷聲大雨點小的餘波,也從側面予以這陰謀論有力的支持。

當合作金庫總經理陳曉鰲經過三個月的整頓,釐清帳目,使十信終於出現字面上的盈餘,卻傳出陳曉鰲與營業部經理被調查局審訊,送往台北地檢署偵辦的消息。

所以發生這戲劇性的一幕,在於3月定下戲劇的大方向後,遲遲未能完成的調查報告。儘管徐立德去職,在表面上對政府長期在金融監管失格負起責任,但是2月4、6、8日三天,風暴前夕,合作金庫為什麼還是緊急對十信融資30億元,卻一直沒有合理的交待。如果十信就要出問題,那麼誰批准了這麼大筆的資金流動?這筆錢又流到哪裡去了?

4月26日,被傳訊的幾位合庫負責職員,因為在歷次調查十信中,協助通風報信被捕(一說,他們進一步供稱金融檢查之鬆弛,陳總經理有包庇之嫌)。得知屬下被捕的陳曉鰲,面對記者質問,說出通通有獎的內幕:「有錯的人一大堆,要追究十信弊案,應該從上到下,通通有獎,大家一起來,對社會才有交待。」

陳出身銀行基層,資歷完整,受命整頓合庫時,他便強調,長久以來迴避蔡辰洲的搭線,而對於五鬼搬運的弊端,更有自信破解帳本的祕密,「十信的徵狀還瞞得過我這老醫生嗎?」這樣的老醫生,卻在此時遭遇指控,情急之下的發言,打破了先前在省議會報告合庫營業狀況時的公務樂觀面具。[13]

據黨外雜誌的報導,一向孤傲的陳曉鰲,向記者說道:「過去什麼話該講,什麼話不該講,我都有分寸。但是如果事情非常不合理,本來不該講的,我也要講。」

當初緊急融資的命令是誰下的?這黑鍋他既不願背,又不能公開說明,或許察覺到自己禍從口出,接下來陳曉鰲就稱病告假,失蹤近一個月。

在這短短的線索引起各方議論的一個月後,陳曉鰲再次出現在報紙與雜誌上,現有資料說法不一,《中央日報》上說他回應偵訊,表示融資過程並無不法,都按照開會程序,黨外雜誌則寫道,他坦承違法,只辯稱此違法情事早已行之有年,而不管是哪一份記錄,都說核貸前都向財政部請示報告過,此融資是政策性措施,不是他一人可以作主。至於向哪些人報告,他不作說明。[14]

陳曉鰲的大嘴巴,為他招來危機,但似乎也因為大嘴巴,讓他化險為夷。他先以破紀錄的20萬元交保,三天後,營業部經理也跟著交保,一場就要展開的風暴,突然平靜無波,據黨外雜誌指稱,高層權衡利弊,決定不繼續把陳辦下去。

這出爾反爾的奇異逮捕,沒有爆出更多的內幕,但卻隱隱約約,證明了內幕的存在,以及圍繞著內幕的種種權力運作技術。

接下來的黨外雜誌上,繼續引述不具名「財經權威人士」的消息,指稱財政部長陸潤康,及其背後主掌財金多年的行政院長俞國華,都脫不了關係,而十信案情的天天向上,也不當到徐立德為止。據稱,陸接任徐出掌財政部後,仍然秉持跟蔡家的合作關係,予以多方照顧。在立委質詢下,陸承認持有來來飯店貴賓卡便是一證。在案發前夕,陸也與蔡辰洲達成共識,因而批准了30億元融資,只是陸沒想到十信的窟窿30億竟填不滿,才緊急喊停,轉身翻臉,扮起果斷徹查的角色。而陳曉鰲脫稿演出,更讓陸決定落井下石,提供陳的違法證據給有關單位,一方面讓合庫作替死鬼擔起責任,一方面也殺雞儆猴,避免還有其他人口無遮攔。只是沒想到陳一口咬定上面對放款知情,而落得辦案也不是,不辦也不是的窘境。[15]

8月,隨著監察院最終調查報告的出爐,陸潤康在質疑聲中宣示負起責任,辭職獲准。但他也堅持自己問心無愧,將十信案歸諸於長期種下的種種制度弊端,以及歷任監管機構,為了維持經濟穩定,難以下定決心處置,反而自己是「以最大的決心,排除一切困難,斷然處置,是非自有公斷。」至於30億資金流向,他說,在案發前,2月初在市面謠傳下,十信各分社已經陷入擠兌,合庫如果不依法給予支援,將釀成更大的經濟風暴,當時融通的資金,只有一小部份流入國塑關係企業,主要是應對擠兌的民眾需求。[16]

但是,如果一切都如陸潤康所言,那麼5月的這起風波,便難有合理的解釋。在陳曉鰲被逮捕偵訊時,身為主管長官的陸即使沒有如黨外雜誌的說法「落井下石」,他卻不曾用這番合情合理的交待,為「無辜」的陳說上一句話。

黨外雜誌的報導有多少成份的真實呢?自然,在黨國體制下,權威人士難以具名,真的消息與想像的陰謀都只能用半公開的管道傳遞。而在這一層套一層的陰謀中,幾許確鑿的證據,需要多上幾倍的想像來拼湊成一個故事。可以確定的中小陰謀,也使得那難以測度,在權力最高處的計畫,在人們的傳播中,變得更為堅實可信。

在真實與想像之間,國民黨文工會(文化傳播工作會)對報社的指示,更為此添增一份支撐。在徐立德辭職獲准後,文工會邀請各報主管做了背景說明:「一、要強調政府一切依法處理,矢志維護經濟紀律的決心;二、要誇讚政務官的道德勇氣,勇於承擔政治責任的表現;三、各報要作到療傷止痛,見好就收,不要誤導民眾宣洩情緒。」[17]

於是,也在這裡,跟著這些使官方說法難以自圓其說的旁證,儘管沒有直接的證據,我們卻來到那隱隱約約浮現的權力運作機制跟前。那我們終於找到,應該加上引號的「可靠消息來源」所透露的,「十信案件本來就是國民黨一手導演的事件」,也越發顯得像是事件看不透的核心:

國民黨在江南命案搞得灰頭土臉,百般辯解也難以自圓其說之後,黨內決策者就亟思以另一件足以震撼社會的大事來轉移人民的注意,在陳啟禮與吳敦受審之前,揭發十信的弊案,對國民黨而言,是「夠本」的生意。江南命案對國民黨完全是負面的不利影響,但是整頓蔡家,揪出一些貪便宜的小官員,卻會贏得一般人的喝采。[18]

而這或許也就是親歷者使用「白色恐怖」一詞形容十信案的意義。儘管從今天的角度看,作為經濟犯罪的十信案,與今天用這四個字指稱的政治案件與思想壓迫,顯得頗為遙遠;但是回到當時,黨國體制的運作方式卻概括一切。在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依循著黨國體制進行分配而運轉的時代,蔡辰洲憑借在商場江湖打滾的動物性本能,察覺了體制漏洞與獲利方法,將上下打點,舖平道路,使自己的利益與黨國的利益重疊起來,甚至一度產生錯覺,這個體制正圍繞他轉動。比起站在體制對立面的抗爭者,蔡辰洲彷彿聰明得多了,但是,他的本能並沒有告訴他這個體制的真正構造:只要他的利益共同體一運轉失靈,這個體制的核心便會顯露出來,毫不留情地,為確保自己的生存,將他拋擲到深淵之中。

 

黨國內部的波浪

 

然而,案件似乎還沒塵埃落定。

追蹤那陰謀巨大輪廓的過程裡,有兩條歧出的線索,將我們帶向黨國體制內部的波浪。

一條是1985年8月20日,蔣經國的問話。一般認為與蔡家關係密切的蕭政之,指稱在國璽公司蓋章的借款都是人頭,他並不知情。他說,自己所以會被針對,是因為蔣經國次子蔣孝武有意接班,忌恨王昇人馬。在十信案發後,他一直打官司上訴,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發回高等法院更審。一直到蔣經國因為徹查涉案官員進度之緩慢大為憤怒,問道:「蕭政之怎麼還沒有關起來?」蕭才終於入獄。[19]另一條是陸潤康在回憶錄裡,認為當時他所以在媒體上不斷受到攻擊,監察院報告直指違法失職,乃是因為「有人要這個位子」。反俞國華的派系,以之作靶,在暗地裡興風作浪。[20]

就現有的資料,我們無法證實蕭政之跟陸潤康究竟如他們的辯白般廉潔不染,或者,其實深深涉入與蔡家的往來,我們只能猜想,在比例尺上,這頭多一些,或往另一頭多一些。但從這裡,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比起一台精確殺人不見血的無敵機器,在那時,黨國體制更像是許多零件彼此咬合不齊的龐大機器,儘管佔有絕對優勢,聲音震耳欲聾,在聲浪之下,卻時常有卡住的狀況。

在黨外雜誌撰稿者眼中,國民黨是所有罪惡的根源,巨大的陰謀從核心指示層層下達,吞噬台灣人民長久以來打拚的經濟成果。但是,從這兩條線索,卻可以看到那陰謀的另一側面:黨國體制並非鐵板一塊,而是許多派系利益與人際網絡的疊合,財經行政官僚、國民黨部、情治系統,在這個體制裡各自尋求自己的利益,而即使是最高領袖蔣經國,他也不能完全掌控情況,並遂行最高意志。

對於黨外雜誌來說,這些區分並不那麼重要,撰稿者有時分出國民黨內部派系,著力宣揚黨國內部鬥爭之醜陋,有時又將各派混在一塊談論,彷彿他們作為貪腐的共同體,總是團結一致。這使得撰稿者透過十信案,用力抨擊黨國體制責任時,只觸及案發後權力對下的運作,而很少注意到權力結構內部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動。

在他們眼中,重要的是指出那巨大陰謀的存在,而這巨大陰謀是遲早要整個打倒的對象,也就沒有必要去仔細考察在「整個」裡面究竟有著什麼。這些在少許證據裡以想像力催生出巨大陰謀輪廓的撰稿者,目標是確定陰謀的存在,觸發讀者的憤怒,因而許多評論都帶有時效性,注重整個的無差別攻擊,有時,你會發現在前一期與後一期,原先勾搭在一起的惡徒,卻突然變成了仇敵,儘管各自讀起來都有理有據,在巨大陰謀的投影下,也確實都說出了真相的一部分,但是把各期排列在一起,你便會發現,儘管陰謀是確實存在於某處,但許多細節卻拼不起來。

在十信案中,比起黨外雜誌正面開火的財經官僚系統,砲火相對要輕的黨務系統,便顯示出這一點。

究其原因,或許是當時出任國民黨秘書長的蔣彥士,在十信案發佔據媒體版面的前一週,便已下台,而與之過從甚密的王昇,更在兩年前便被拔除要職,離開權力中心。對於黨外雜誌來說,已經無須分神浪費彈藥。至多,只是在戲謔的「台北要聞」版面上,補上幾則蔣彥士與洪小姐的婚外緋聞,寫道,與商界頗有往來的洪小姐,如何讓高層頭痛,甚至願意補貼洪小姐出國去紐約的費用,如今,傳聞將外放沙烏地阿拉伯大使的蔣彥士,或能與洪小姐來一段沙漠戀歌未可知。[21]

然而,比起風暴中的黨外雜誌撰稿者,當我們從多年後的今天回過頭,翻查比十信案那幾個月更長時間的資料,看到的卻是有些不同的歷史樣貌。從案件還在醞釀之際,首先拔除蔣彥士,在案情明朗之後,特別注意蕭政之,從黨政最高領導人蔣經國的眼裡,他更注意的毋寧是這一條線。日後,當時還是副總統的李登輝對十信的回憶裡,儘管因為並非主管官員,對案情著墨不多,也提及,蔣經國特別對他交待,蔣彥士不可再重用。[22]

在這些日後揭露的材料裡,比起拿蔡家作替罪羊,蔣經國在意的更多是黨務系統,或者說,黨務系統與地方資本家的結合,從這個角度回看,十信案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這樣,我們便來到各種版本的蔣經國傳記,我們必須進入傳記的細節,以及那些細節沒有寫到的地方。

 

獨裁者的秋天

 

回到1983年,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呈現出奇特的暴風雨前穩定。在外,有台美斷交、國際石油危機、中共改革開放的國際衝擊,在內,黨外運動情勢日益加溫,美麗島等幾樁政治大案漸次發生。但整體而言,危機像是已經過去。日後的研究者指出,國民黨採取了穩固下的被動改革,放鬆一些限制,將可能的衝突納入制度化,但仍然緊握著最高權力。

根據日後研究,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方針有三:一是加強與地方派系的合作,在民眾關注越來越強烈的基層選舉中,提名財閥,確保在選舉中的優勢。二是強化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政策,加速工業升級,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以此消弭民間的異議,維持統治正當性。第三與此同時,軍人力量高漲,以維繫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王昇主持的「劉少康辦公室」,便是此傾向的決策中心。[23]

但是,與1990年代中期回望的角度不同,當日後的寧靜革命尚未發生,回到1980年代初期,這三個方針卻有明顯的衝突。乍看之下,一個結合地方派系、新興資本家、軍事情治系統的政權極為穩固。但是,去除種種國家介入,加速經濟制度自由化的取向,如何與充滿了尋租資本家的裙帶資本主義體系相容?而以人際關係網絡為中心的情治系統權力運作,又如何與講究專業化的技術官僚系統合作?

這些方針其實並不新穎,情治單位、財經官僚、地方侍從體系,戰後國民黨政權的結構,一直是這樣走過來的。新的地方是,過去,它們之間維持了一定的平衡,現在,隨著新的情勢,這個平衡正在遭遇危機。

隨著台灣戰後數十年的經濟發展,過去被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的社會力量,不論是新興資本家或是黨外運動,都提出了新的挑戰。同時,伴隨經濟起飛初步階段過去,台灣經濟不再只是擔當國際生產鍊中的低階工廠,各個產業必須在國際上競爭,財經官僚不再只是單方面提出國家主導政策,而必須與國內企業進行制度化的協商。

更重要的是,過去一手控制情治系統,在威權體制、現代化治理與台灣本地人參與之間,維繫平衡的最高領導人蔣經國,他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差。他的雙腳已經不良於行,他告訴醫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經常劇烈頭痛。

圍繞權力繼承的不確定,在1983年5月,蔣經國與王昇的一席會談,揭開了這個系統的脆弱平衡。

從1980年開始,蔣經國的身體狀況,在台北的政治圈裡,已經是公開的祕密。許多人私下討論接班人的可能性,甚至於置身事外的美國人也密切關注。根據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丁大衛的回憶,當時盛傳,情治沙皇王昇與黨秘書長蔣彥士的組合,將是下一階段的領導人。

原本因應中共改革開放下兩岸局勢變化,而在國民黨文工會下成立的「劉少康辦公室」,1980年開始由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接手負責。王昇從年輕時便追隨蔣經國,從蔣最初在贛南施展抱負時,就是核心幹部。而蔣來台後,正是以政工幹校為基地,在其他派系(如陳誠、宋美齡)競爭下,逐步確立接班人的優勢,最終接手父親的總統之位。長期負責政工,作為蔣心腹的王昇,一方面以反共意識與情治系統為職志,一方面認為自己必須為蔣分憂解勞,一方面或許也包括更上一層的想像,在這段期間,不斷擴張辦公室的權力,將情治系統擴張到黨務、軍事、媒體、國營企業。據傳,劉少康辦公室經常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甚至有「太上中常會」之稱。像是我們在前面看到的,蔡家兄弟與政治界的來往,甚至參選立委,正是在這時劉少康辦公室運作下的一面。

但在1983年,當王昇權力達到巔峰,甚至接受美國邀請前往參訪,他的高樓也開始垮台。當美國人為了讓下一任台灣領導人更具有現代政治與國際觀而鋪墊之際,國民黨內一批資深的中常委,祕密拜見蔣經國,指出王昇有意接班。5月,王昇回國後,蔣很快召見他,指出劉少康辦公室「恐怕形成派系,有不好影響」,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堅持情治與反共意識之必要的王昇,留下「你是知道我王某人的,我一萬個不服」的話,結束了與蔣四十五年的交情。據說,隔天在政工幹校的演講中,他說「我王昇是打不倒的」,甚至有傳言說,那天他還說了「沒有了我,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無論如何,他被調任聯勤主任,遠離權力中心,隨後,更外放到地球另一端,擔任駐巴拉圭大使,而總政戰部也交由非政戰背景的軍官接手。[24]

按照王昇副手蕭政之的說法,王昇被貶斥是莫須有的罪名,一切的問題只是王昇擋了太子蔣孝武接班的路。孝武不斷在蔣經國面前說王昇的壞話,並有意拔除蔣彥士等與王昇親近的官員。此外,王昇在贛南時期,便是蔣經國婚外情對象章亞若好友。他受蔣之命,長期照顧章生下的雙胞胎,也引發孝武不快。據蕭這一面的資料,孝武生活奢豪,喜歡與女明星過從,常用公費報銷。隨著蔣經國身體日壞,孝武也常在敦化南路一品大廈辦公室,邀集黨政要人會談,儼然「太上行政院」。同時,孝武也對情治系統很有興趣,認為現在黨外勢力猖獗,情治系統應該配合愛國幫派,作一番事業。[25]

無論王昇跟蔣孝武兩邊的說法,哪一邊比較接近事實,可以確定的是,在後蔣經國時代浮出水面之際,最有希望的兩個接班人,都試圖透過對情治系統的控制與擴張,來確保自己的權力。

而這時的蔣經國似乎還沒有完全確定,自己身後的國民黨與台灣,該走怎樣的路線。在王昇去職後,蔣彥士等人依舊在位,蔣孝武也仍然備受矚目。一直到1984年10月,江南案爆發,調查局也送交十信異常狀況的報告,暴風雨徹底掀開那不平衡的體系,蔣才終於做出決定。

具有美國公民權的作家江南,撰寫《蔣經國傳》,內容多處攻擊蔣,並打算繼續寫作吳國禎、孫立人的傳記,直指國民黨政權痛處。台灣情治單位早已派人接洽,希望他閉口。但是,當江南的妻子拿起《蔣經國傳》對著美國記者說,就是封面上這個人殺死我丈夫的,消息傳來,台灣政壇高層仍然為之震動。受命刺殺江南的幫派份子陳啟禮、吳敦交出與情報局長對話的錄音,使得國民黨政府難以切割。而在美方壓力下,儘管表面上交出的只有情報局長汪希苓,但一般的謠傳,以及美方的情資都認為,背後如果沒有更高層指示,汪絕不敢自作主張。台灣政府在美國形象因此大壞,美方的壓力節節升高,儘管沒有直接證據,但「背後的高層」已呼之欲出,指向蔣孝武。[26]

而在幾個月後,十信案爆發,王昇外放後並未進一步被整肅的蔣彥士、馬紀壯、關中、蕭政之等人,都深深牽涉其中。蔣彥士在王昇遭貶後,依然主持國民黨務,當年年底,蔡辰洲參選立委便是他的牽線。在江南案發之際,他仍名列危機處理小組的四位官員之一,直到不久之後,隨著十信案發,才突然調職。

過去的研究,多半把蔣經國晚年的變革,看作一條清晰的道路。甚至於,許多當事人,都在回憶中,強調蔣早在1980年前後就定下了民主化的目標。[27]於是,儘管注意到江南案與十信案對國民黨統治正當性帶來的壓力,但很少問到:這兩個案件引發的壓力,對最高領導人的決定,起了什麼作用?於是便無法說明,為什麼在1980年代初期,一方面有現代化治理與開放政權參與的趨向,一方面卻不斷有政治大案發生。

而當注意到,從與王昇會談到十信案發,中間這將近兩年的徘徊不定,我們便能比較合理地推測,蔣經國心中感受到的衝擊為何。

首先,很明顯的是,情治系統即使還在,此後在對內統治上的重要性已經大幅降低。這兩個案件都說明了同一件事,到了這時,情治系統並不能真正使領導者知曉與控制國家的實際狀況。反過來,情治系統往往自行做出判斷,乍看解決問題,實際上捅出更大簍子。

所以如此,這又根植於情治系統的統治方式:並非以制度化方式來進行統治,而是透過無數人際網絡的運作以開展。當要回應的社會現象越趨複雜,反對聲浪蜂起,情治系統的思維是,以人的方式,解決眼前的問題。結果,刺殺江南,提名蔡辰洲,便成了鬧劇,才剛慶祝大功告成,馬上就得回頭收拾殘局。

雖然沒有確鑿的資料印證蔣的內心變化,但是,從這個變化,卻可看到他所關注、困惑與擔憂之事。

從1983年5月到1985年2月,無論這位善於隱藏自己想法的領導者,對接班人有什麼想法,對蔣家下一代有什麼看法,他既沒有清理情治沙皇王昇的人馬,也沒有給予蔣孝武脫軌的活動警告。在日後傳記的作者筆下,情治系統「這一部份的國民黨政府,繼續如化外之民,憑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

與之相對照,案發之後,他改組國防部情報局,此後只做軍事情報,不再進行對內的祕密工作。並指示不再積極吸收優秀青年進入情治單位,甚至說,「這是負數」。隔年,強撐著老病身體的他,開始積極推動政治解嚴、經濟自由化、開放兩岸探親等劇烈變革。[28]

將近兩年的時間裡,曾在西伯利亞集中營、集體農場工廠、史達林大整肅下度過青年時期,培養出堅忍性格,總是相信理智判斷超過意識型態的蔣經國,彷彿什麼都沒做,但也像是一直靜靜注視著,戰後台灣這套他一手參與建立的黨國體系,注視著在那上面,地方勢力有限度的政治開放、技術官僚主導的經濟發展、情治系統的危機監控,三者之間是否還能——特別是在自己死後——維持平衡,然後在江南案與十信案後,做出了最後的決定。

在人生邁入終點的前夕,這位從情治系統起家的最高領導者,也許,腦海中旋轉的,包括最初組建三青團幹部學校的壯志,試圖以建國勘亂大隊對抗上海豪門資本的嘗試,在內戰失敗後用政工體系重組國民黨取得在台灣的穩定,一直到二十年前接班時掌握情治系統的優勢,而在這時,他終於否定了這些,確認這一套體系已經不能用於統治這個島嶼上越來越複雜的現代化社會。

甚至於,不僅是有意借助情治系統的接班人做不到,即使是他自己,假定健康無礙,在維持統治平衡的三十多年後,也必須選擇不同的道路了。

看著這兼具傳統宮廷接班以及現代國家轉型的複合劇本,從手上的資料,我們很難清楚地說,是因為外界壓力,孝武外放新加坡大使,父子相擁而別,說出蔣家人「不能也不會接任總統」之後,沒有了傳位的困惑,終於看清楚台灣不能不朝現代國家轉型;抑或更多的是,兩年來對制度的思考,終於因為案發而在心中達成結論。可以確定的是,這種無法控制情治系統,無法在現代國家轉型與威權體制之下保持平衡的擔憂,在1980年代的蔣經國心裡,一直盤據著。

這樣,或許,不同於黨外雜誌的想像,儘管蔣經國的意志積極地介入了十信案,看似和黨國一直以來相近的作法下,卻指向了對「白色恐怖」機器根基的拆除。在此,「白色恐怖」一詞,彷彿說著,不僅僅是棋子一般的被統治者,連同最高統治者,也是被其壟罩的一員。當他一度在緊急狀態下受到威權體制的誘惑,在他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範圍之外,情治系統內各種不確定的因素,便會開始不斷增生,直到維護整個體制的成本不斷增加,而吞噬他所統治的國家本身,直到他發現,自己也在那恐怖之中,必須用建立這套系統的個人意志的最高命令,來拆解這套系統。

 

有著四種恐怖的島嶼

 

在1985年的台灣,我們看到了這個島嶼上的四種恐怖。

蔡家的小兒子,背著自小的小兒麻痺與分家爭產的挫折,把財務槓桿壓到最大,交結大小官員,對準金融監管的漏洞,意圖把自卑轉為霸業。蔣家的次子,眼前是正在往現代治理轉型的政府,為領導人權力的繼承,面對越發複雜的社會發展,在情治系統效力越來越不足的時刻,反過來用了黑幫的力量。這兩個繼承人,都試著繞過運轉不靈的體制,直達自己的目標,卻因此揭開了體制的實情,把早已鏽蝕的痕跡公佈在人們面前。

在這個體制下,一般民眾儘管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卻也缺乏制度性保障。在日益繁榮也日益競爭的經濟轉型中,不安的陰影也一天天擴大。伴隨反對運動刊物的收集、加工與傳播,各種陰謀的想像與謠言,既從中吸收養分,也成為抒發體制不公的出口。

而比起一般民眾,彷彿具有特殊管道,能謀求自身利益的民間財團,也像是走在自身架起的高高槓桿上。有多大的利益可獲取,也就有多大的深淵,當私人的官商網絡破滅時,在下頭等待著。

在官僚中,有心牟利的官員,固然可以透過財團的尋租空間而上下其手,但在貪腐的網絡中,也隨時可能被拋棄成為替死鬼。而在複合了威權人治關係與近代國家治理的黨國政府體制裡,即使是有心做事的官員,也難以平安度日。規章充滿漏洞,許多人想要利用。與人為善跟被殺雞儆猴,在兩者之間,能按規章辦事、安分守己已經是難得的運氣。甚至於,在輿論的傳佈中,你沒有辦法控制自己被建立成哪一個形象。

最後,處在整個體制的頂點,最高領導人也深深困在其中。當整個體制與其所控制的島嶼越發複雜,資訊的不透明與不對稱,曾經使他能夠控制一切的機器,如今,也每件事物開始慢慢都失去控制。

把這些陳年的報紙雜誌,日後的傳記和回憶錄,放滿一張桌子。回到那每個人都懷著不安的年份。在那些陰謀與謠言被忘記的多年之後,透過他們之間虛擬的對話,或許我們終於得以跨過當時各個封閉困惑的節點,而看到時代的整體面貌。儘管仍然沒有材料可以說明十信案的每個細節,但是我們卻可以看到籠罩在整個島嶼上空,關乎了每一個人的不安。

在民主化三十多年後,當政治上不同光譜的人們,持續辯論著,究竟是民眾從底下推翻了這個體制,或者如黨國的辯護者所說,是最高領導人主動開啟了改革。在民主化尚未成為確定歷史方向的1985年,這不安的積雲,提醒了我們,在後民主化各種版本的歷史記憶裡,有著一塊一直沒有被好好探討的歷史環節:在經濟發展中,威權體制如何長成一個超出自身預期的怪物,甚至在那個時候,開始吞噬自己。而這吞噬又如何使得各方必須停下來,面對共同的不安,以確認接下來的方向。

故事到了這裡,似乎終於可以告一段落。就像我們知道的民主化歷史,在兩年後的夏天,黨國宣告了解嚴令。此後的台灣,不再有報禁跟黨禁,沒有言論的禁區。那些埋藏在陰謀和謠言裡的,對自由的想像與對公平的渴望,都將在公眾之前被討論。

在這島嶼上,接下來仍然有著勾結的官商網絡,仍然有著金融風暴,甚至有著數字更大的經濟犯罪。反對派與執政黨之間,在討論法律制定時,也將繼續以操守人品互相攻擊,揭發出一件又一件弊案。但無論如何,這些將不會再成為普遍的不安,不能再暗藏摧毀整個世界的陰謀。運轉的錯誤,將可以反饋到系統,而不再沒有出口,人們將可以一點一點修補起,這個他們共同生活的體制。

不過,結束這份調查報告前,迎接新的時代之前,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補充說明。

也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蔣經國在晚年決定中設想的未來,那由財經技術官僚主導的國家,並沒有真的實現。在1990年代以降,財經技術官僚對整個經濟發展的領導成效越來越小。奇異地,在情治人治系統退出舞台中心之際,去掉牽制力量,原本該在現代國家轉型中扮演更吃重角色的技術官僚系統,卻也失去了光芒。

技術官僚的讚揚者,認為這是民主化過程中,破壞了舊有技術官僚體制的結果。政治人物為了換取選票,濫開建設與福利支票,過去富於責任感的長期規劃,具有全面視野的整合構想,自此受制於政客的盲目短視。[29]

批判黨國體系的一方則指出,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除了技術官僚的努力,既受惠於美日台三角貿易體系,也立基於自主形成的企業創新,國際因素與內部產業網絡同樣重要。而經濟自由化後,財經官僚並未真正認識到昔日成功的因素,未能將角色從行動引領者轉換成平台搭建者,只是將發展型國家意識型態結合新自由主義,滿足於過去的成功路線,在中國崛起的區域磁吸效應下,因應之道仍是投資各種產業園區,未能有效推動產業升級。[30]

只是,分別關注早期成功與後來失敗,這兩種觀點都沒能告訴我們中間的轉變怎麼發生:為了使系統更能反饋實際狀況,而推動的變革,為什麼反過來使得系統的作用越來越小?

十信案後,從1985年5月到10月,轟轟烈烈召開,卻沒有達成任何成效的「經革會」,或許是一份回答這個問題的材料。這場盛會,先被企業界高度期待,繼之失望,然後在黨外雜誌上被嘲笑成轉移焦點的拜拜,最終使得財經官僚自身都感到困惑。

這份材料說著,在民主化之前,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前,台灣戰後官僚體系面對變革的嘗試與嘗試的侷限,說著當時在對資訊透明對話的期待,也說著當時已經埋下的,難以真正展開有效對話的原因。

 

來得太晚又太早的自由時代

 

儘管後來的研究者試圖給經革會一個歷史定位,認為「雖然通過的許多提案並沒有馬上實行,卻可以說,它宣告了這個時期朝向經濟自由化的思潮動向」。[31]但是,翻開當時的商業雜誌,看著上頭種種報導、揣測與困惑,或許,更重要的是:那動用了官方、學界、產業界一百多位代表,經過半年時間討論出來的「許多提案」,卻所以沒有馬上實行的原因。

「官員是主角、學者是配角、工商界人士是龍套:經革會到底是誰家天下?」、「經革會的大贏家與大輸家:誰出賣了經革會?」類似的標題充斥著商業雜誌版面,不像黨外雜誌那樣顯露刀鋒,嚴守莫談政治的分際下,卻依然隱約帶著銳角。

跟著這些將出的匕首,1985年9月30日,中秋節夜晚的一場論辨,呈現在讀者眼前。據記者說,這天,政府各機關都補假在家休息,經革會出席的委員人數反而比歷次更加踴躍。經過五個月,每週開會四次以上的經革會臨近尾聲,委員們累積了許久的情緒,意外地一口氣在這一天爆發開來。

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貿易組的辜振甫首先開火提問:「大宗物資改進方案,到了國貿局已經縮水,外邊傳聞經濟部本來就打算說一套做一套,到底政府有沒有誠意改革,為什麼提案上去,總是回覆『原則通過、參考辦理』?」而兩稅合一提案還在經革會討論就遭遇封殺,最後妥協成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到15%-20%的決議案,到了財政部卻絲毫未減。緊接著,也引發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蔣碩傑再三關切。

這時,列席的財政部長與經濟部長,則一如過去幾個月,沉住氣,一言不發,只準備繼續內部既定的保守方針。這套氣定神閒的戰術,先前已經封殺了幾個牽動深重的提案。正如記者分析的,儘管成員來自產、官、學三方,但學者中有幾位本來就有任職政府的背景,產業界不願出頭的更佔多數,雖然場面不乏砲火,最後提案投票時,大抵還是按照行政院原有構想決定通過與否。[32]

這時,行政院院長俞國華的老班底,秘書長王清章,只好出面表明院方立場:「院長絕對尊重經革會決議,只是許多決議涉及修法,難以立即付諸實行。不過,經革會應該也多在政策的大原則、大方向上作決定,細節訂的太細,可能會因為對實務不夠熟悉,給執行的基層機關添增困擾。」

王清章的答覆,看似言之成理,卻又引發工商時報主筆王作榮強烈不滿。幾個月來,經革會的討論內容,已經降格到各種枝節細項的提案,越來越不如成立時各方的期待:確立下一階段台灣的經濟方針。而現在連具體提案都被擱置,行政院卻反過來要求大原則了。他說:「經革會已經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減稅案政府乾脆一點,就個同意執行,加個『原則同意』已經沒有意思,再加個『研究辦理』就更沒意義了。」

到最後,剛從經濟部長轉任經建會主委,主持經革會的趙耀東,只好出面打圓場,強調院長對經革會肯定的態度,不需懷疑,交付研究辦理,主要是減少執行上不必要的阻礙。各方才在針鋒相對間,結束這尷尬的一晚。[33]

只是,出面打圓場的趙耀東,這時恐怕也沒想到經革會的命運。一個月後,經革會落幕。在總報告中,趙寫道:「具有重大政策性興革意義之建議方案並不多見,由於研討議題過多,重大議案之討論,時間更感緊迫,亦造成探討層面不易掌握,時而陷入技術層面之爭議」。眼見成果未能符合輿論期待,他宣佈每個月將召集各委員,追蹤各項決議的執行成果。這一宣佈,卻在當晚被行政院長俞國華否認,更在隔天讓趙出面在記者會上指稱自己的發言是個錯誤,「經革會到此全部結束」。[34]

這場經濟事務的高層級對話,最後,在一種詭譎的政治空氣中結束。商業雜誌的記者,為此筆鋒走在政治雜誌的邊緣。報導直指,經革會決議原本就「簡直不能算是建議」,從公營銀行的改革、外匯支出審核的放寬、大宗物資進口的自由化等,都是談論已久,民間早已取得共識的老問題。所差的,只是行政院點頭同意而已。而半年來,經革會的結果,只是暴露財金經部門的抗拒心態,諸多部會首長如此強硬,背後是否有「一隻看不見的手」?[35]

但是,如是義憤填膺,反而讓經革會顯得越發奇怪:如果行政院從頭到尾都擺出強硬的抗拒態度,為什麼一開始要設立?如果是為了應付十信案後的惶惶人心,或者說得更直白地,為了年底選舉要演一齣戲,為什麼與各方人馬的配合這麼差,而媒體方面更是毫無打點?既沒有塑造出政府的改革形象,也沒有退而求其次,在穩健跟改革之間,展現出平衡與決斷?

這「看不見的手」,顯得比商業雜誌所設想的要更曲折。

要了解這份曲折,或許,答案不在經革會這場對錯太過清楚的爭執。而在更早一些,在開會之前,民間的人們是怎麼爭論的。那沒有結果的爭論,指向一個難以討論的對象。

正如報導指出,許多決議早已受到廣泛討論。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石油危機造成進口原料上漲,也導致最大市場美國訂單減少,促成台灣經濟起飛的加工出口輕工業成長策略,遭遇了嚴重挑戰。「台灣經濟的下一步往哪裡去?」,這個問題開始不時出現在報章版面。蔣碩傑與王作榮,這兩位在經革會上砲火猛烈又不得遂行其志的經濟學者,便是其中的主戰角色,分佔光譜的兩端。

 

纏鬥多年的兩人,在經革會上卻砲口一致對準了行政院,其中對立又一致的關係,提示了一條被遺漏的歷史線索。

「政府是否應該介入民間資金的調配?」長年在美國,深入研究貨幣理論的蔣碩傑,主張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期望透過市場機制,將資源有效分配。蔣指出,政府以行政命令人為壓低利率,如果不提高貨幣供給,民間儲蓄將流向利率更高的黑市,如果提高貨幣供給,則將形成通貨膨脹,等於將全民的財富,以「五鬼搬運法」交到有辦法申請到低利貸款的企業家手上。政府應當反過來,控制貨幣數量,使利率自由浮動到均衡水準。如此,或許會造成一時的經濟不景氣,有些企業不免倒閉,但也將促成資金的有效分配,使有意提高技術與管理的存活下來的企業,來運用有限的國民儲蓄。[36]

與此相對,王作榮標舉本地經驗,強調經濟學理必須橫諸現實,落後國家沒有近代化的貨幣市場,並無所謂的均衡利率,面對經濟不景氣,必須由政府干預,大量提供低利率的貸款,以維持工商業的運轉。由於市場化程度低,貨幣與信用供應量,完全操之於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並不一定因此增加。人為分配信用,更行之已久,短期內不會變化。儲蓄意願方面,由於市場化程度低,民眾對利率變化並不敏感,影響不大。至於黑市問題,來自中小企業缺乏現代化的財務會計資料,難以從現代化銀行借款,應當視為另一套金融體系,與銀行體系的資金流動並不直接連通。[37]

日後,當人們提起蔣王論戰,多看作一段經濟學思想的論爭,政府干預vs自由市場,甚至將之稱為「李斯特大戰史密斯」。但是,如果把「政府」的角色放進其中,他們的相異裡其實有著相同之處。

在後進工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往往有著市場機制並不完備而形成的市場失靈,而需要政府參考先進工業國的歷史經驗,予以介入。與此同時,也往往因為政府介入干預,反過來形成了另一種市場失靈。

蔣所希望達成的,是去除不合理的制度束縛,形成一個按照自由市場模型運轉的理想現代經濟體。王所反駁的則是,市場不完備與政府干預的現實既然已是前提,可以做的反而是善用政府干預。

在針鋒相對背後,對於當時轉型中的台灣經濟,他們兩人其實有著隱約而確實的共同認識。這也就是為什麼,兩人在經革會上,都將砲火對準了行政院。

過去,這個共同點很少被注意到。這一方面來自王作榮寫作的特色。強調現實狀況,「該管制則管制,該自由則自由」,王的文章多以報紙社論呈現,往往著重在具體建議,而沒有就市場化不充分的台灣經濟體制,做出整體性的分析。此外,在論戰中,缺乏輝煌的國外學術經歷,也常常使得王語多譏諷批評「留美學人」、「天真可愛的經濟學家」,讓蔣也以「社論作者」反詰,導致意氣與對立更為突顯,他們的形象也就定格在此。

不同於此,把王作榮的文章照時間排列,我們看到的,則是另一幅歷史圖景:「政府實際上能做到什麼?」這個問題一直在他腦中打轉。

 

在1976年,王作榮仍然高舉低利率的政府干預策略。到了1979年,論戰正熾熱時,隨著地下錢莊年利率攀升到70%的經人數字,他已經發現黑市金融的危險,開始呼籲改革公營銀行制度,給這些黑市存貸要求一個出口。儘管這時,他想的還是國家主導的一套,要求國家建立商業銀行外的各種銀行體系,給予充分支持。[38]

到十信案發,顯示政府難以再單靠行政命令控制金融,王一邊強調新的制度與文官體制建設,一邊將重點放到批判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39]再過兩年,當台灣外匯存底飆高,導致台幣供給量每年成長25%,地下金融引領炒作,全民投入股市房地產,一發不可收拾,這時,王已經放棄嚴格考核官員、有效進行經濟干預的想法,主張開放金融業,並將公營銀行轉移民營,甚至不須考慮轉移後是否被大財團操縱。[40]

當他提筆寫道「金融之開放與自由化,演變到今天,已經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這段話揭示的,既是在開放/干預論戰中雙方始終避開討論的核心:這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做出有效的開放/干預,也宣告了這個問號的終結。十年之前,一方期待政府放寬限制,一方期待政府主動作為。十年過後,論戰已經不用繼續,那個能夠自主選擇道路的政府角色已經不在了。

當蔣王論戰的歷史意義,在與十信案、經革會連結起來而浮現,經革會上那砲火圍繞而始終無法瞄準的核心陣地也就變得清楚:問題不是原則上要不要推動經濟自由化,或者在技術上應該開放哪些項目,而是,在自由化已經不得不然的時刻,一方面,過去習於管制的官僚機構,沒有做好角色轉換的準備,另一方面,管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無論管制或開放,都已經被餵養得太過巨大,將成為難以控制的角色。

在此,在「原則同意,研究辦理」的批示背後,我們或許可以讀到這樣的虛擬對白:「自由化的理論我也懂,但是現在政府還能管制已經是亂象叢生,既得利益者的施壓層出不窮,等到連法規上都不能管制,萬一出事要怎麼收拾?」

這樣,我們終於來到經革會,也來到十信案的核心:當台灣的經濟體制,走到一半管制一半市場無法繼續的十字路口,當它必須除去根據人事關係而衍生的種種特權安排與利益,那與情治體系同時在戰後建立的技術-財經官僚體系,也面臨了自己的危機。經過過財經官僚的全盛時期,被外界批評為保守有餘的俞國華,高速制止依然志在千里的老將趙耀東,在外界錯愕之下,或許,他其實是太過知道行政院能力的限度了。

正如經建會從俞國華擔任主委時的國家經濟決策核心,變成了趙耀東時期讓各部會感到麻煩的冷衙門,財經官僚能做到的已經不復當年。雖然察覺到危險正在萌芽,卻又擔心整治變革會引起更難以控制的風暴,最後,財經官僚終究無法有效回應這些建議,而在投鼠忌器之間,歷史的時間已經不再等待。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那些年裡,經濟學者總是為文擲地有聲,總是砲火隆隆,卻又在他們聲勢的高峰啞然而止。一個有能力完善並執行這些設想的政府角色,在這時,既已然不在,又尚未誕生。

經革會於是成為一場來得太晚,又到得太早,然後在多年後被遺忘的盛會。它來得太晚,經濟自由化的壓力,已經沒有幾年可以拖下去。但又到得太早,官僚體系還來不及轉換角色,而處於困惑中被捲入了風暴的民眾,長年缺乏公民社會的空間,還沒有機會成為自覺而有組織力量的經濟參與者,來參與將到的對話。

在我們知道的、接下來將發生的歷史上,那半推半就的開放,既使得財團成為最有發言權的一員,不完整的開放,也使得政府的干預,成為民意代表權力的獵物,甚至比財經官僚主導時期更沒有方向與責任感。

經濟學者的時代,財經官僚的時代都成為過去,自由的時代開始了,但並沒有為釋放出來的能量,準備好互相對話的機制,準備好共同依循的新的知識架構,準備好「我們需要怎麼樣的經濟體制」的共同體想像。人們只能把這些交給剛剛建立的民主政治,然後在喧囂熱鬧的政治季節之後,再回過頭來,察覺到打造這個系統的工作,還遠遠有待完成。

也在這裡,在1985年的台灣上空,或許應該再加上第五種恐怖:經過了長久強力管制與灰色地帶增殖,當既得利益階級與困惑的大眾共同迎向了自由開放,在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們之間,是否能夠展開平等而有成效的對話?在三十多年後,當前四種不安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這種不安仍然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既挫折也激勵我們去完成這個系統。

 

參考資料:

[1] 財政部金融司,〈十信案件處理經過及檢討〉,收於《陸潤康回憶錄》(台北:陸潤康自行出版,2007),頁167-168。

[2] 楊艾俐,〈為什麼蔡家能捲起金融風暴〉;〈蔡家大起大落〉,《天下雜誌》,第47期(1985年4月)。

[3] 陸萬里,〈難兄難弟笑傲江湖:辰男與辰洲〉,《財訊月刊》,第37期(1985年4月)。

[4] 齊允中,〈土城財主蔡辰洲的一生〉,《財訊月刊》,第37期(1985年4月)。

[5] 陳立,〈季可渝撤換蔡萬霖的內幕:鐵面司長為何不能見容於財經當局〉,《財訊月刊》,第37期(1985年4月)。

[6] 廖德潤,〈來來十七樓高處不勝寒:揭開會員俱樂部秘辛〉,《財訊月刊》,第37期(1985年4月)。

[7] 廖夢僊,〈國信財團兵敗如山倒〉,《財訊月刊》,第39期(1985年6月)。

[8] 簡文彬,〈蔡辰洲與十三兄弟的最後一夜〉,《財訊月刊》,第37期(1985年4月)。

[9] 蔡焜霖,《逆風行走的人生》(台北:玉山社,2017),頁239。

[10]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11] 李信義,〈如果彈劾徐立德,怎麼辦俞國華:監察院上演十信秀〉,《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2期(1985年3月10日)。

[12] 〈愛拍蒼蠅,不如併入行政院環保局:監察院十信弊案政治秀大走調〉,《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13] 〈十信案通通有獎〉,《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0期(1985年5月4日)。

[14] 〈合作金庫總經理陳曉鰲 接受調查局約談未說明向誰請示〉,《中國時報》, 1985年5月21日,第3版。

[15] 〈大案輕辦是既定方針〉,《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3期(1985年5月24日)。

[16] 〈斷然處置十信弊案 是非自有公評〉,《中國時報》, 1985年8月17日,第3版。

[17]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18] 江楓,〈還是江南命案惹的禍:徐立德下台內幕〉,《民主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3期(1985年3月15日)。

[19] 王丰,〈蕭政之和蔣家三代的恩仇〉,《亞洲週刊》。

[20] 陸潤康,《陸潤康回憶錄》,頁184-186。

[21]〈蔣彥士將外放駐沙烏地大使〉,《自由天地(自由時代)週刊》,第1期(1985年3月4日)。

[22] 李登輝口述,張炎憲、陳博志、劉孟奇訪問,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四》(台北:允晨文化,2008),頁22。

[23] 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1996),頁67-68。

[24] Jay Tarlor(陶涵),《蔣經國傳》(臺北:時報,2000),頁414-416。

[25] 王丰,〈蕭政之和蔣家三代的恩仇〉,《亞洲週刊》。

[26] Jay Tarlor(陶涵),《蔣經國傳》,頁427-432。

[27] Jay Tarlor(陶涵),《蔣經國傳》,頁382-383,408-410。

[28] Jay Tarlor(陶涵),《蔣經國傳》,頁432-433,435-436。

[29] 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聯經,2017)。

[30] 王振寰、李榮宗、陳琮淵,〈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收於李宗榮、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 : 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7)。

[31] 朱雲鵬,〈經濟自由化政策之探討〉,收於施建生主編,《一九八○年代以來臺灣經濟發展經驗》(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1999)。

[32] 林中禮,〈經革會到底是誰家天下?官員是主角,學者是配角,工商界人士是龍套〉,《財訊月刊》,第44期(1985年11月)。

[33] 〈經革會委員質疑行政院改革的誠意〉,《財訊月刊》,第44期(1985年11月)。

[34] 張炳煌,〈趙耀東、王玉雲、吳惠然被罰坐冷板凳:大有為的財經官員為何總是被排擠?〉,《財訊月刊》,第45期(1985年12月)。

[35] 黃一凡,〈經革會革出什麼成果?〉,《財訊月刊》,第45期(1985年12月)。

[36] 蔣碩傑,〈匯率、利率與經濟發展〉,《蔣碩傑先生文集.4.學術論文集》(台北:遠流,1995),頁33-55。演講於1976年8月14日。蔣碩傑,〈穩定中求成長的經濟政策〉、〈貨幣理論與金融政策〉、〈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蔣碩傑先生文集.2.時論集》(台北:遠流,1995),頁1-47。原刊《中央日報》,1981年3月5-6日;《中國時報》,1981年6月20日;《中央日報》,1982年7月18-20日。

[37] 王作榮,〈與蔣碩傑院士談利率政策〉、〈續談台灣的利率政策〉,《王作榮全集.10》,頁49-50、51-54。兩文皆寫於1976年8月。

[38] 王作榮,〈談「地下錢莊」〉,《王作榮全集.4》,頁175-176。原刊《時報週刊》,1979年4月15日。

[39] 王作榮,〈仍舊喊口號原地踏步?從十信危機談起〉,《天下雜誌》,第46期(1985年3月)。

[40] 王作榮,〈金融方面兩件必須立即下手解決的要務〉,《王作榮全集.4》,頁188-191。原刊《中國時報》,1988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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