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專題

【劉自然案】單純謀殺案背後的不單純陰謀

一、楔子:槍響

 

砰!

砰!

接連的兩聲槍響,在夜晚靜謐的山谷間迴盪。這不是對空示警的槍響,六十一年前的這兩顆子彈,從槍管射出,貨真價實地打入人體,當場奪走了一條人命。

這無疑是場兇傷案,加害人與被害人身份明確,幾乎是當場破案,沒有人想到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懸而未決,更沒有人想到在幾十天之後,這兩聲槍響、一具屍體,會成為台灣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台北市的大街上激起了一場暴動。

或許案發當下的各種跡像,一開始就注定了這場命案的終將複雜難解的宿命。

命案發生在「陽明山美軍宿舍群」,這今日已經轉型成觀光景點的區域,看似熟悉的存在,一旦細想,骨子裡充滿著各式各樣的不協調。「陽明山」過去並不叫這個「偉大」的名字,而是叫做素樸的「草山」,因為山頭滿佈著高大芒草,一說因為山上盛產硫磺,清朝官員為了怕人盜採,定期放火燒山,只剩下繁殖週期快速的芒草能存活。日本治台初年,簡大獅就曾以此地為據點,和日方作戰,在對戰的過程裡,讓日方發現了草山的觀光價值,積極開發,被譽為「台灣的箱根」。

1945年台灣交歸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蔣介石政權於中國敗退遷台,在官邸完工之前,蔣介石一家人暫時居住在草山行館,一生推崇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的老蔣,就將草山更名為陽明山,表達紀念之意。

美軍宿舍群的成立,前因更為複雜,留待下文再慢慢詳述,1950年之後美方軍事援助來台,大批美籍技術或軍事人員住在這西式洋房的社區,影響所及,從宿舍在地,一路到中山北路,形成獨特的美國風情。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代表著兩群不同的外來者,在時代作弄下,來到了同一座島嶼,彼此合作,共同生活。

這兩聲槍響,是由美軍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在自家門前,當場擊斃了在中華民國革命實踐研究院職員,本籍江蘇的三十二歲男子劉自然,也住在陽明山上研究院的宿舍。若不是歷史奇特的因緣際會,這兩個出身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不會有任何命運的牽連,也正因為歷史的糾合,這起謀殺案將在日後引起渲然大波。

二聲槍響,一具屍體,這裡沒有社會新聞裡重口味的懸疑,但案子裡種種未解的謎題,道盡1950年代臺灣不為人知的神秘。

 

二、舞台:落敗將軍和彼此不信任的盟友

對許多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光輝十月」是深植在成長記憶中的印象,在那個沒有週休二日的日子裡,除了夏天因颱風的天災外,大概只有十月才能頻繁的放假,十月十日「國慶日」、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十月三十一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這三大節日充滿著政治的意味,反應著台灣戰後面臨的命運。

1945年10月25日,兩個月前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日本政府,在今日台北延平南路上的中山堂(日本時期原名為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台灣由日本的統治正式交由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紀念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立的「國慶日」也成為台灣要慶祝的國慶。

這是臺灣命運的重要轉折,由二十一世紀回頭觀看,大概沒有多少人會相信過去威權教科書裡書寫的美好。交由中華民國治下的台灣,在政權的交接期裡,面對著太多的波折和傷痛。

代表著國民政府受降的陳儀,早年有留日經驗,並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還曾在省主席任上出版過《台灣考察報告》,在中日戰爭的尾聲,一直主導著對台灣的接受規劃。然而再多的考察報告,也不能抹滅五十年不同發展的差異。在日本治下的台灣雖然是被殖民者,在參政權等各方面是無法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次等公民」,然而在硬體建設方面,則是現代國家等級的規模,即使許多權力被壓抑,但對於現代國家及其台下公民的理解和想像,也絕對是走在時代的尖端。1920年代呼應著日本大正民主的氛圍,台灣知識份子曾持動大規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長達十多年,雖然最後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下,終告失敗,但也換取到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規模可能有限,卻是台灣人重要的政治啟蒙。

台灣人民不需要「光復式」的解救,而是期待將那被統治者壓抑多時、旺盛的生命力,得到舒展和解放的機會。不幸的,這樣的期待換來完全背反的結果,新來的統治者和日本人並無不同,甚至還更為差勁。在心態上,曾替日方作戰,深受日本文化洗禮的台灣人,在許多中國人眼裡,不久前還是在戰場上兵戎相對的敵人,雖然官方極力淡化,那巨大的文化鴻溝仍卡在兩個不同族群之間。更嚴重的,這文化差異的組成,還涉了「進步」和「落後」的價值差異,日本治下的生活不論在物質或價值上,都遠勝過彼岸,在主政者缺乏解決問題的自覺和誠意下,衝突在所難免。

戰後陳儀政府的亂像,以「接受」之名,行貪污、「揩油」之實,變成了「劫收」。當時人在台灣,來自南京《大剛報》的記者唐賢龍,都忍不住提出批判:「自從國內來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通通都搬到了台灣,使台灣人非常看不起。」雙方的衝突益發升高,結果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和影響,已有許多的討論,那些在事件中被屠殺的生命,不僅抹去台灣辛苦培育出來的各界菁英,更重要的是摧毀了台灣社會旺盛的活力,從此倖存的人們選擇了噤聲,過去被外人統治時,積極尋求自治可能的熱情徹底被澆熄,政治成為禁區,將治權拱手讓人,很長的一段時間或選擇遠走他鄉,自我放逐於海外,或只能在島內選擇沉默看待統治者的宰制。

「接收」變「劫收」,反應著更根本的問題,戰爭帶來的巨大扭曲,於戰後同時考驗著勝利和失敗的雙方,從「戰時體制」要回歸常態,並要試圖在秩序蕩然無存的焦土上,建立起新的規範,收束在戰時被釋放的人性醜惡,這樣的重建工作對任何政府都是極大的考驗。從結果來看,蔣介石主政的南京國民政府,面對這樣的過程幾乎是束手無策,顧此失彼,短短三四年之間,從人人擁戴的「蔣委員長」,到被迫下野,退逃台灣。

關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如何失去中國大陸,敗給中共,是歷史學界重要的議題,甚至是永恆的命題,箇中原委,或許永遠都難以釐清,留待不同世代的史家提出近的觀點。可以確定的,當國共內戰節節敗退時,蔣介石已經陸續派人來台,安排徹退的事宜。這當然是歷史的偶然,二二八事件的對台灣菁英的殺戮,似乎預先提供了蔣政權來台時在心理和精神層面上的預備。

逃難所激起的亂象絕對高於接受,試想一塊只有600多萬人口的土地,於戰後快速增加了200萬人,其中大半還是1949年到1950年間快速遷入,要安頓這麼龐大數量的外來人口,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都是棘手的難題。當時採取的是某種近乎隔離雙軌制的安排,在民間設置眷村、眷區,在政治上則是打造以大陸人為主導的軍公教系統,這些安排當然有政治上的考量和算計,也是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給安頓這些流離人口,不得不的斷然舉措。類雙軌制的推行,從此「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隔閡和衝突,成為日後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過程中衝擊最大的本省族群,只能繼續選擇沉默以對。

外省族群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於台灣復行視事,重任總統一職的蔣介石,從失去中國大陸的過程中檢討,利用戒嚴的宣佈,搭配〈戒嚴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律,建立起威權體制,高舉「反共抗俄」的大旗,利用國家安全局為首各級情報單位,推動「白色恐怖」的肅清,再次對台灣內部的異議份子進行管束,除了台獨運動和山地菁英外,大量的外省人也在這波清洗中,被視為中共地下黨員加以迫害,原本凝結的政治空氣變成更加沈重。

這威權體制緊緊纏繞著台灣,即使蔣介石去世,他本身也變成用來強化體制的符號,成為「光輝十月」的第三個重要節日。外來的政權,幻滅的解放和強人的形象,這「光輝」著實有著令人忍不住淚流的刺眼。

思想管控或威權領導,可以視為蔣介石對失去中國大陸後的檢討,在根除異議的雜音外,也積極設立官方思想的宣傳組織如「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國青年救國團」、等機構,用來拔擢、培育人才,培養國民黨純正的幹部,兩個機構負責的年齡層和對象並不相同,但宗旨則為一致,關係密切。

在主政者強力的壓抑下,台灣陷入了一片沉靜,不復過去向日人爭取自治的活力,要在街頭上,再次發生示威遊行乃至暴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誰都沒有想到,在這死氣沉沉的舞台上,會因為劉自然的命案,掀起一場遷台以來最大的暴亂。

暴亂的苗頭如何能官方層層禁錮下找到竄出的機會,還是有心人另開啟了大門,成為這起案件背後最大的問號,甚或超越了案件的本身。

 

舞台的另一邊則是美國。

在蔣介石失去中國大陸的過程中,蔣介石政府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降至最冰點。在作戰期間,蔣介石和駐華美軍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便鬧到不可開交,弄到羅斯福總統必須派私人代表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前來調解,最後美方由另派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接替史迪威的工作收場。這次衝突,看來像是美方對蔣介石妥協,但美國軍隊和政府內部,已有部分人對蔣抱持強烈的不滿和反感。

戰後國共內戰,軍旅出身、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受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指派,前來中國進行調停,馬歇爾過去曾任史迪威的上司,對蔣介石政權並不友善。達成的停戰協定,也因為國共雙方各種算計和角力,宣告失敗,也使美方對於涉入中國事務逐漸感受到絕望。最明顯的,就美援物資逐漸減少,特別是軍火和資金上,協助國民政府進行接受工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更是大幅撤出。對從中日戰爭起,把美方當作靠山的國民黨政府,美方援助的減少近乎中斷,無疑是致命的一擊。雙方關係的凝結,一直持續到國民黨退守台灣。

1950年6月25日北韓軍隊入侵南韓,韓戰爆發,也宣佈美蘇兩強敵對的冷戰開始。在中共積極投入對北韓的支援後,美國重新調整了對亞洲的戰略,也改變對台灣的態度,派第七艦隊前往台灣海峽,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訪台時,宣佈協防台灣,美援開始大量的湧入台灣,改變了中華民國的命運,也影響了台灣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從杜魯門到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兩任美國政府,擔心若台灣失守,會引起「骨牌效應」,影響美方在亞洲的防線,不僅給予台灣物資,同時並派員協助陸海空三軍的建立或重整。1954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署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決議案〉都是這樣策略的實踐,1960年艾森豪的訪台,更是台美雙方關係的頂點。

台美的合作,外表看起來緊密,內部夾雜著不少雜音。美國援助的心態,本來就以自身利益為主要的考量,偏重速效,希望能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成效,並保有彈性,儘量不要讓自己身陷泥淖,對局勢的判斷常參雜許多主觀的認知,經常是在危機爆發之後,才被動做出修正和回應。同時美國官方內部,對蔣介石政府仍充滿著不信任,深怕蔣會真的要「反攻大陸」,讓美國捲入世界大戰中,也覺得蔣是獨裁軍頭。在蔣這方面,得到美國援助,當然是一劑強心針,但將也有自己的自尊和堅持,不希望美國對他的施政比手畫腳,更不滿一直要逼他交出政權,一心讓台灣走向美式民主。雙方對於和中共作戰的不同目標和想法,影響到了建軍和治軍的戰略方向,更是讓蔣政府覺得綁手綁腳,檯面上或檯面下的衝突不斷。

然而,雖然對彼此充滿著不滿,有時還有一點顧忌,爾虞我詐,但雙方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就算美國內部有種各式雜音,蔣介石心底有百般不願,美國仍是台灣最重要的盟友,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亦無法被輕易替代。

美援是美台之間,各種猜忌與各種需要雜揉在一起的結果。

人們談起美援總是會想到那麵粉袋做成的內褲,因為那實在太具視覺效果,而且說明當時台灣人民是多麼的物質缺乏,需要仰賴美國的協助。除了一般民生物資的影響,美援是有系統而大規模的改變了台灣的體質,無論農業、工業、衛生醫療……等等,直接或間接的促成戰後台灣的轉型,為日後「經濟奇蹟」或「亞洲四小龍」的傳奇打下基礎。此外,雙方在軍事上的合作,是美援最直接的重點,不只是硬體上武器的支援,和中日戰爭一樣,也提供了「軟體」上的指導,派遣美方軍人員來台指導,成立了「美國軍事援助技術團」(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也就是所謂的「美軍顧問團」。

美軍顧問團於1951年〈中美共同互助協定〉簽署後成立,團本部最初設在美國大使館旁,位於今天的中山北路上,後遷到信義區也就是日後美國在台協會的位置。負責的功能十分全面,除積極涉入台灣的國防,從預算、運作、訓練、教學,甚或戰術、戰略的擬定,也擔任對蔣政府的監督,防止軍事上的冒進;之後越南戰事爆發,也肩負起後防的補給和支援。

任務多重,來台承辦的人員自然也多,為了安置這些人員,政府於天母、陽明山山仔後一帶,興建美軍宿舍,被戲稱為「阿督仔厝」,這些美國大兵再加上隨行的家人,一路往下,整條中山北路都是外國人的身影。大量的外來人口,白天在中山北路附近辦公,下班或假日則在附近休閒、娛樂,他們的日常生活需求,改變了這一帶地貌,成為在台灣的「小美國」。

美方駐台的首任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就對這樣大量入住台灣的美方人員感到不安,曾數次向美國政府反應,深怕這些在台灣生活的美國人,會破壞美軍的形象,甚至給當地住民「殖民」的觀感。因為和這些美國人的生活相比,當時普遍貧窮的台灣人,搞不好連稱做「次等公民」都有點勉強。他們有穩定的收入,住在有院子的房舍,有著錄音機、電視機、摩托車等台灣人民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還可享用冰淇淋、牛排等豪華餐飲。美金比起台幣更是優勢貨幣,據當時人回憶,和美金比起來,新台幣像是玩具紙鈔;同時他們還能接觸到免稅商品,轉手進行黑市買賣。來華的美國軍人,可以享受貴族般的生活,可以僱用便宜人力服伺自己,也能讓他們能在下班時盡情享樂夜生活。中間或許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原因,從一開始在台美雙方的協議中,駐台美軍就被視為「外交人員」,享有「治外法權」,換句話說,不受中華民國政府管轄,執法人員也拿他們沒輒。

關於貴族般的美國人,黃春明的小說〈玫瑰的滋味〉或許是最誇張但也最寫實的描繪,故事主角是一工人江阿發,在騎腳踏車上班的途中,被美國駐台上校的賓士車撞上,送入醫院,原本貧苦的家庭立刻陷入愁雲慘霧之中。肇事的美軍上校承諾負負到底,不僅來探病送上了三明治、牛奶、汽水和蘋果這些江家人吃不到的食物,還給一筆錢當作慰問,並要協助江阿發的啞吧女兒赴美接受教育,在高級病房啃著蘋果的阿發一家人,突然覺得被車撞斷腿是多麼的幸運。

落敗來台的蔣氏政權,不得不和蔣介石合作的美國政府,身為案件主角的劉自然和雷諾,也因為這敗退的將軍和充滿猜忌的聯盟,來到了這座這島上,在那屬於美國人的「貴族」社區裡,在這歷史機緣聚合的奇妙舞台上,上演意外的殺戮,不僅以血色染紅了舞台,也把壓抑在舞台之下錯綜複雜的各種糾葛,掀到陽光之下。

 

三、第一幕:兇殺或自衛

1957年3月20日,深夜11點50分,陽明山警察分駐所的電話響起,接起電話的員警莊春水,一掛上電話,馬上驚慌失措的向組長韓甲黎叫道:「韓組長,美軍眷舍區B-1發生事情,趕快去。」報案的是雷諾家的女傭姚李妹,宣稱發生了命案。負責外事的韓組長立刻趕往現場,也差不多同一時間美國憲兵軍士長麥克金肯(E. R. Mcjunkins)也抵達事發地點。

開槍的雷諾人在現場,他向兩人供稱,事情發生在11點45分,已經上床就寢的他,突然聽到妻子從浴室裡匆匆跑出,告訴他浴室窗外有人朝內偷窺。他馬上起身,拿起手槍,繞到屋後,也就是B區2號的門前,看見一人仍攀伏在浴室窗外,向屋內窺探。雷諾用不熟練的中文大喊「等一等」,這一喊嚇到了偷窺男子,立刻跳下窗口,並俯身朝向雷諾衝來,來到約一公尺左右的距離,面對著雷諾,偷窺男子左手高舉木棍,做勢要攻擊。雷諾見狀,出於自衛的本能,立刻朝偷窺男的胸口開了一槍,中槍後偷窺男子側身移動數步後,倒臥卧在水泥道旁。雷諾準備返家報警處理,邊走邊回頭確認男子的狀況,走沒幾步,就看到中槍男子捧著胸口,勉力起身想要逃走,雷諾立刻再對著他開一槍,直到確認男子逃向三十公尺處的中正公園,才回家通知警方。

在聽完雷諾的陳述後,韓組長一行人立刻帶著雷諾前往公園,發現中槍男子躺卧,頭向住宅區,腳向公園,已無生命跡象。

除了屍體外,其他的證物,如雷諾口口聲聲提及的木棍,則一直沒有尋獲,美軍憲兵只在公園竹林中找到的一根櫻樹枯枝,長約兩英尺,約姆指粗細,連雷諾都無法確定這是不是當時朝他襲來的木棍,但美方還是將櫻樹枝列為物證。地上有挖出兩發子彈,證實是射向劉自然的子彈無誤。

身份經查明確認為劉自然,據3月23日《聯合報》的報導,劉男身形高大,家境貧窮,僅靠微薄的薪水維持生計,死後遺有二十九歲的年輕妻子和甫滿十六週月的嬰兒。死者的親屬都認為是雷諾恣意殺人,希望能討回公道,該報導最後總結:「美國人素重人權,尤珍貴生命,相信對這一件事情總會有一個交代。」

隔天早上八點,韓組長向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通報,由檢察官羅必達率領法醫葉昭渠、楊日松兩人親赴現場,同行的還有台灣省警務處科長、刑警總隊總隊長、外僑刑事組主任,以及美軍顧問團憲兵組組長沙龍尼(T. L. Salonick)中校以為首的相關官員到場相驗,陣容龐大,可見事涉敏感,茲事體大,台美雙方在處理上非常慎重。美軍顧問團司令部的新聞處官員,也在22日全部移往本部辦公,避不見記者,凡要詢問只能打電話聯絡,也顯視了美方在回應上的小心。

現場勘驗依正常流程,先由法醫做初步檢驗、拍照,然後將屍體移往刑警總隊詳細解剖。檢察官亦再次詢問雷諾,待審問結束後,交由美憲兵帶回。有謠傳指出,雷諾在陪同檢調還原現場的過程中,在劉自然倒地處,俯地痛苦流涕。

法醫的鑑定報告很快出爐,指出劉自然的致命傷,在右肺和肝臟的槍擊,導致失血死亡,死亡時間推定為3月20日24時左右。槍彈鑑定報告,判斷是近距離開槍,距離不會超過30公分。這些檢驗的結果,和雷諾的說法明顯違背。綜合種種證據和報告,我方檢察官判斷雷諾涉嫌蓄意殺人,在報告書中指出劉自然在第一槍之後,已跌倒落地,雖然還試圖逃逸,實際上已無抵抗能力,雷諾仍繼續瞄準,朝劉自然的要害第二槍,導致死亡,存心要致人於死,而非所自稱的正當防衛。這份報告書和相關調查結果,由外交部轉交給美方進行後續審判。

依據美軍顧問團人員享有外交豁免權的規定,台灣的司法單位無從涉入對雷諾的審判,只能由外交部主管司司長在3月22日向美國大使館負責人員表達關切,希望美方能秉公調查,迅速處理,給國人一個交代。另一方面,也要求美使館通令駐台的美軍人員,除非「絕對」自衛之必要,不得任意開槍,以免草菅人命,損及中美友好合作。這樣官樣文章的背後,隱隱暗示著,雷諾宣稱的「自衛開槍」,並不一定是「絕對」必要,中間還有很大的灰色地帶,希望美方明察。除了官方以外,劉自然的妻子奧特華也曾向美國大使館陳請,要求將殺人者繩之以法。

我方官方調查報告傾向雷諾蓄意殺人,媒體輿論也一樣似的立場和態度。3月25日《聯合報》的短評,鉅細靡遺交待了劉案的種種細節,報導者應該一定程度曾閱讀過相關調查,知道「子彈是從劉的背後射入的,連中兩彈,第一彈在右臀部,第二彈射中左肺上側部,因而致命。」至於槍擊的原因,記者推斷兩種可能,但各有可疑之處,一是雷諾發現劉自然有行竊企圖,「木棍」在這個說法中成為最關鍵的物證,事後木棍始終未來正式尋獲,僅有疑似木棍的樹枝,「劉曾持木棍欲行毆擊」,應該雷諾為避罪編出的謊言。不管劉的行踪多麼可疑,對一個未攜帶武器的人,遽發兩槍,似乎不合常理。另一種可能是劉自然偷窺雷諾妻子洗澡,激怒雷諾。但作者判斷,午夜十一時半,不是多數人的沐浴時間,警方到現場時,浴缸內亦無洗澡水,即使這些都是間接證據,無法證明劉自然清白,就算他真的偷窺,「窺浴固屬下流,亦何致置之於死?」報導中並爆料,雷諾性情暴戾,之前就曾毆打一名郵差,曾被有關機構立案。

即使雷諾的說法疑點重重,但台美雙方或國內輿論,一開始只把這起案件定位成單純的殺人事件,這篇短評最後的結論是最好的例子:

 

雷諾茲槍殺劉自然,只是一樁個人犯法事件,一個美國人與一個中國人之間發生的不幸事件,不會有什麼複雜背景,不可以牽涉到國與國之間,協防臺灣的美軍與我國同胞之間的友誼合作問題;但願這件案子能夠迅速的公正的合法合理的解決,以慰死者,以敬來茲。

 

純粹只是一起「不幸事件」,不用去過度解釋,更無涉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合作和情誼,以當時言論的尺度和報紙立場,這樣的報導,一定程度也反應出我方政府對這起案件的基本態度。從事後諸葛的角度看,事發五天後的這則評論,幾乎是完全的判斷錯誤,那略顯息事寧人的口吻背,希望達成的「大事化小」,隨著美方審判的開展,徹底失敗。

3月26日外交部代理部務的次長沈昌煥,和美國大使藍欽見面,強調中華民國政府對本案的重視,希望藍欽大使能加以監督,讓顧問團依法審判,不會敷衍私了。藍欽當下也表示會和美軍方協商,找出最合適的處理辦法。3月28日外交部和美使館雙方的負責人員再次開會,外交部除了再次轉達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調查的結論,強調雷諾是蓄意殺害劉自然,希望美方能用台灣這邊的調查作為起訴的依據,在未審判前由美方將雷諾拘押。並請顧問團要特別注意自己的立場,應該站在執法者的一端,而不是擔任被告的辯護人。從這些要求中,可以見得中華民國政府已把雷諾視為殺人犯,而非僅是自衛,要求嚴懲,暗示美方切莫縱容。美方態度則顯得保留,顧問團這邊表明在沒有證明不是自衛的具體事證下,依法律不能拘留,只能限制被告在住宅和辦公室之間行動,希望台灣這邊將調查結果和證物轉交,考量之後才能進一步處置。得到美方的回覆,台北地院檢察處立即將偵查結果、兇器等證物,函送外交部,外交部不只將報告、證物轉達,還備妥節略和英文翻譯,於4月12日送達美國大使館,並在過程中數度口頭要求,希望美軍要以公正、快速的方式進行審判。

在中美官方交涉時,民間也對這案子多所猜測,並經由媒體報導,從一件關注有限的兇殺案,逐漸變成全國矚目的頭條事件。當時還叫《徵信新聞》的《中國時報),在4月1日發表了〈嚴正公開,創立優良的司法前例──評劉自然被槍殺案──〉的評論,是對這案子最詳盡的綜述。文章一開頭即表明本案十分單純,但因為被槍殺者和舉槍殺人者分屬不同國籍,後者又是在台灣享有外交人員司法豁免權的美國駐台現役軍人,很容易被各種流言渲染。報導指出雷諾槍殺劉自然的動機至今未明,最初偷窺雷諾妻子的說法,實後難取信於人。另有一種說法開始流傳:劉自然並非規矩的人,和雷諾合作,經營「剩餘物資」的黑市買賣,兩人在利益分配上談不攏,兩人曾發生鬥毆,雷諾還被身形高大的劉自然打倒。這次槍擊是為了報復。這說法雖被劉妻否認,但坊間仍傳得沸沸揚揚。於是記者呼籲美方要公開審判,要在當地舉行,並讓中華民國官方派代表列席擔任觀察員。一旦劉案處理得當,可以變成美中相關事務未來的慣例。並在文末希望美軍在台的司法管轄權,能比照美國在日本的駐軍,接受當地司法警察的管轄。

雷諾和劉自然合夥黑市買賣,整起案件是因為分贓不均造成,這傳言始終不斷,因為這最能說明槍擊案的動機,但「黑市」之所以名之為黑,就是在潛藏在法律管理的檯面之下,即使大家都知道存在,卻沒有人會明說的角落。無論雷諾和劉自然家屬,在這個時間點都持否認的態度,沒有必要節外生枝,攬上這條罪名。然而,這則流言始終存在,即使是子虛無有,也值得玩味,因為它顯示了人們當時對於美軍駐台人員的想像。

也許是受台灣方面要求的壓力,美方加快了雷諾審判的腳步,迅速在台設立了軍事法庭,並在5月14日宣佈,美國檢方決定對雷諾以違反美國軍第一一九條所定之任意殺人罪(Volcentary Manslaughter)起訴,一旦罪名成立,最高處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並被處以「不光榮退役」,喪失一切服役、退役所享權利。審判定於5月20日開庭,並在5月15日通知外交部,請中華民國派員觀審。台灣官方決定由檢方司法行政部、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外交部等各不同機關,指派包括一開始在現場的檢察官羅必達在內,共四人到場旁聽審判的進行。此外,外交部還主動加碼,提供雷諾先前毆打郵差,被害人所留下的筆錄,請求美大使館轉交檢方於法庭上使用。

審判當日九點準時開庭,這一臨時的軍事法庭,設在圓山美軍顧問團的教堂內,列席的分別為法官(即審判官)艾利斯(Burton F. Ellis)上校、庭長(即首席陪審員)費爾德(William R. Fields)上校、檢察官泰保德(James S. Talbot)上尉、辯護律師斯迪爾(Charles E. Steels)上尉、八名陪審員、以及被告電諾本人。軍事法庭總共進行三天,一共傳訊五名證人,三名美籍人員,分別是案發當時即前往調查的麥克金肯、美方的法醫和調查員,另兩名則是報案的雷諾家女傭人姚李妹和陽明山警察局外事組組長韓甲黎。

詢問麥克金肯時,他同時攜物證兩件到場,一支左輪手槍和在現場拾得的一根樹枝,左輪自然是擊殺兇器,樹枝則是當時現場覓得,雷諾口中劉自然拿來攻擊的「武器」,用來證實自衛的說法。應訊的第二人是當晚打電話報案的女傭姚李妹,她供稱事情發生時她已入睡,是被兩聲槍響所驚醒,兩聲間隔約三、四秒鐘。姚李妹聲音低沈,多數回答十分簡短,都是「是」、「可能是的」或「不知道」這類的答案。韓組長則把重述了當天偵訊雷諾的情形,把雷諾的自白交待一遍,比較值得注意,這也是在庭審時才揭露的,那就是韓在報告雷諾的自白後,補充劉自然是韓組長的好友,所以他知道劉自然是右撇子,工作或打球一向使用右手,藉此推斷,如果劉有心襲擊雷諾,不會將雷諾形容的,使用左手持棍。美方法醫則說明子彈位置,一在腹部,一在左肺,流血都在二千五百CC以上,兩三分鐘內便能使傷者致死。

第一天的庭審,設在教堂的臨時軍事法庭,內設有冷氣,所以門窗緊閉,因為需要旁聽許可才能進入,上午法庭聽審的人數很少。下午一時半,冷氣機突然故障,室內空氣不流通,法官只好下令把門窗全部打開,這時才有許多美軍及他們的眷屬,趁機跑進教堂旁聽。死者妻子奧特華也到場,身著黑色旗袍,臉色憔悴,她還帶著正在出水痘的一歲半的女兒。她上午聽了一小時左右,因為女兒又開始發燒,只好先行離席,先回家將女兒安置後,下午才又再度來到現場。雷諾則始終坐在辯護律師和助理律師之間,照現場我方記者的描述,「神態自若」,除偶爾被詢問必須立正回答外,並未離席。唯有在韓組長口述當晚情形時,才見雷諾有些許緊張的神色。

5月22日上午,審判進入了最高潮,由雷諾本人接受訊問,並當庭表演死者向他襲擊的姿勢,和自己開槍的動作和位置。辯護律師首先問雷諾:「根據原告起訴書,你是不合法的殺了人嗎?你認為你有罪嗎?」雷諾肯定的表示:「我不是不合法的殺人,我是沒有罪的。」接著律師詢問雷諾出生、求學背景,從軍的經驗及家庭狀況等問題後,才切入案發當日。雷諾回憶當天他聽到妻子在浴室裡大叫,他以為妻子是看到了大蜘蛛,前往浴室妻子告訴他窗外有人,他先安撫妻子,然後起身前往卧室,取出手槍,從廚房繞到屋外,對窗上的人大喊「等一等」,那人旋即跳下窗戶,左手高舉銅管或木棍的東西,向他攻擊,為了自衛他開了第一槍,對方馬上倒地,他跑到馬路上高呼「MP」(憲兵),沒看到憲兵前來,回身叫女傭報警,看到劉半彎身上站起再度朝雷諾走來,怕再被攻擊,他又補開了第二槍。身中第二槍的劉自然轉身逃向公園,他則返屋等待警察前來。在雷諾交待完原委後,辯方律師又出示雷諾過去在日本、韓國、美國各地的推薦信、介紹信、獎章、獎狀,強調他服務的功績。

檢察官質問雷諾當時環境的光線,雷諾承認是四週有燈光,檢察官又問那為何不直接開槍射擊手或腳,雷諾表示因為太害怕、太緊張,沒法瞄準。檢察官要雷諾回覆是否受過射擊訓練?打獵是否為嗜好?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為案發現場燈光成為焦點,晚上九點全體人員在法官率領下,坐車前往現場勘查,讓陪審團判斷雷諾當時的視線狀況,僅待二十分鐘即離去。雷諾到現場時不斷吸煙,雷諾太太從屋裡走到門前,兩人互看一眼,神情漠然,沒有任何交談。中間還發生了一位記者試圖在屋前偷拍照的插曲,立刻被法官阻止,被命令把相機內的底片抽出。

庭內審判進行的同時,庭外媒體亦持續提出雷諾說法的諸多質疑,5月22日《聯合報》就洋洋灑灑的列出七項疑點,宛如代替無法參與審判中華民國政府發聲。綜合這些疑點,首先是陳屍位置和槍擊發生地點的距離,兩者距離甚遠,中間要經過斜坡,穿越馬路,沿途皆未發現血跡。除了位置之外,若是要逃離,為何會頭朝向雷諾住宅,而且還是呈臥倒的姿勢,雙手屈向背部,手心朝上,這些都和雷諾的說法相違背。木棍亦是質疑的重點,雷諾對此一直交待不清,先是說無法辨識劉自然手拿何物,之後才改稱見劉左手持有木棍,並又稱劉在中第一槍時,雙手急掩傷口,說詞反覆,難以令人信服。最後,則是類似口徑的左輪手槍,若在近距離射擊,中槍者身上一定會留有彈藥痕跡,劉身上兩個傷口都留有彈藥痕跡,皆為近距離射擊,和雷諾第二槍遠射的說法並不相符。

庭審進入尾聲,我方觀察員判斷,應該不至於無罪,因為雷諾的說法有太多漏洞,只是看法官量刑的輕重。這樣的判斷裡有多少是客觀的成份,又有多少是主觀的希望?先不論台灣輿論或民意都傾向給雷諾重刑,所謂的「觀察員」對美國法律程序的進行,尤其是陪審團制有多少了解,是令人存疑。

被告辯護律師史梯爾花了一小時的時間進行結辯,據報紙的描述,他用激動的口吻大聲喊叫雷諾殺害劉自然是出於自衛,開第二槍也是出於劉握有武器反擊的恐懼。喊叫之外,又兼用低聲的哀求,博取陪審團的同情,認為新聞偏頗的報導掩埋了實情,質疑姚李妹和韓申黎的證詞不足採信。他指稱姚李妹剛從睡夢中醒來,根本搞不清狀況,她的證詞和先前在美國憲兵組調查時不合;韓警官的證詞則對雷諾存有偏見。辯方努力將雷諾描繪成好人的形象,連中華民國的高級軍官楊文達少將、孔傳忠上校,都證明雷諾的行為良好,他所持有的槍也是登記過的,當地竊案頻傳,不少軍人都提高了警戒。劉自然在他口中,被描繪成好色的登徒子,三十歲以上的年紀,身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竟偷窺女性洗澡,品行低劣。

講到激動處,辯方律師甚至頓足捶台,請陪審員設想,自己和雷諾若處於同樣恐懼、緊張、黑暗的境況中,會做出什麼樣的行為?他並以堅定口吻的告訴陪審員:「你們的決定不僅影響了雷諾本人,他的太太,他的八歲女兒,也對每一個在台的美軍顧問團工作的成員,以及他們的父母子女,都有深遠的影響。」最後,律師以哭喪的神情望向陪審團,哀求他們以良知依法判決,不要斷送了雷諾這樣優秀的軍人。

相對於辯方略顯浮誇的演出,檢察官僅以二十分鐘的時間結辯,論點亦十分簡扼,將重點放在實證上,強調這件案子十分明確,就是雷諾用一支槍,開了兩槍,奪走了一條人命。他也一樣懇請陪審員設身處地,將自己置於同一處境,面對一個偷竊或偷窺的人,會用開槍奪命這麼極端的手法嗎?檢方批評辯方是在誇大作戲,這案子無需要動到情感層次,依事實與邏輯即可定罪。

雙方一熱一冷,分別訴著情感和理性的策略,很快便得到了結果。在三日審訊之後,5月23日上午,陪審員進行投票,下午一點半,正式由庭長宣判,結果是:

「無罪。」

 

四、第二幕:暴動的街頭

在新聞媒體密集的報導下,這樣的結果,對我方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

法庭現場的氣氛也是冷熱懸殊,兩造人馬反應如同地獄和天堂。坐在第三排長椅上聆聽判決的奧特華,立刻泣不成聲,幾致暈厥。另一方面,同在法庭旁聽的美軍人員眷屬,立即回以熱烈的掌聲,連法官示意安靜都無法制止。陪審團僅經過一小時四十分的考慮和投票,就決定了雷諾被控的任意殺人罪罪嫌不足,宣判無罪。依據美國軍法規定,經軍事法庭審判無罪後,檢察官不得再上訴,這次審判的結果就是最後的結論。雷諾的妻子和小孩並未到場,23日上午宣判後,當晚雷諾即匆匆整理行李,於隔日被安排離台返美。

宣判過後,媒體一方面將無罪的原因,歸功於史梯爾的「演出」,據聯合報記者的描述:「史梯爾的辯護詞,表情生動,動作純熟,頓足之時,如仇不共戴天;捶檯之時,狀若此人該殺;哀求之際,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全體陪審員一動也不動,被吸引住了。」用語不無嘲諷,但也說明當時庭審的氣氛,而且陪審員多是軍旅出身的駐台美人,動之以情,隱約提及同儕情感,將雷諾一人等同於美軍顧問團全體,實為高招。

另一方面,坊間對於無罪也有各種謠傳,懷疑是早就排定好的陰謀。聯合報的記者在報導寫道,在未宣判以前,有一位在顧問團工作的華人就向他透露,據在辦公室中聽到美軍人員的談話,最終的判決將會是「無罪」,記者以此判斷,雷諾案的結果,美軍人員早已預知,「法庭審判,不過欺騙中國人的花樣而已」,並強調庭長菲爾德上校在結辯時,不停嚼著泡泡糖,神色自若,「似乎胸有成竹」。懷疑美軍在背後操弄審判,保護自己人,成為許多台灣人心底的共識,逐漸化為一股不滿的情緒。美方多少也觀察出民氣的動向,在判決之後,並下令希望美軍成員都留在家中,過去美軍流連的西門町,也幾乎看不到任何一位大兵。陽明山一帶的居民也議論紛紛,街頭上站滿了議論的人們,我方治安機關怕擦槍走火,加派憲警人員巡邏,維持秩序;雷諾家更是直接由美方派憲兵,加以保護。

也是這股巨大不滿的情緒推動著劉自然從一樁兇殺案,變成一起事件,在雷諾被判無罪離台,劉自然又死無對證的情況下,真相也許難明,但臺灣民間高漲的能量,並沒有打算讓這件事情就是告終。報紙輿論即時刊載著各種社論和報導進行批判,也刊登著不同背景的讀者投書,表達著對美方無罪判決的不滿。其中最關鍵也最令人動容的,是來自劉自然遺孀奧特華於隔日的投書〈我向社會哭訴〉,當時沒人想到這封短箋會成為日後渲然大波的序曲,成為1950年代末期重要的文件。該投書全文如下:

兩個月前,當先夫在陽明山遭美軍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殺害以後,這不幸的噩耗所帶我的悲痛和壓力,幾乎使我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可是為著孩子,為著先夫的無辜被殺和含冤未伸,我還得打起精神,忍受痛苦,堅強地生活下去。

兩個月來,我天天等待著美國軍事法庭的開庭消息,因為我深信美國是一個講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對於一個非法並故意殺害中國人的兇手,決不會因為他是美國籍的軍士而有所包庇,何況鮑文團長在給我的覆信中,也曾保證,絕對會有一個公平的審判,可是結果呢?殺人者竟會宣判無罪。

 

我不能不指出:在審判的過程中,凡是有利於被告的證人和事實,都一概傳訊和調查;相反的,凡是不利於被告的證人和事實,卻根本不予傳訊,或拒絕調查。像這種『一面倒』的審判,使我怎能不懷疑此一軍事法庭的公正和證實?難道一個美國軍士便可肆意殺人,而一個中國公民的生命卻就不值一顧?

最痛心的,在宣佈兇手無罪的時候,還對先夫的名譽肆意加以誣蔑,在供詞中,他們都一再誣指先夫曾在窗前窺探沐浴,但是根據出事後我國警方的調查,當時浴室中一片乾燥,根本沒有水跡,按一般常理言,沐浴後在短時間內決不可能毫無水跡遺留,其為謊言由此可見!然而美軍法庭對這點卻不加調查,致先夫在不幸被害後還蒙上了一層不白之冤,這是我所痛心欲絕而必須予以抗議的!我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先夫的人格和品行,作為一個妻子,我有權利對任何加諸於他的不正當的誣蔑加以駁斥。

誰無父母?誰無丈夫?誰無子女?美軍當局如此不講法理,草菅人命,實在開了一個很惡劣的先例,在台灣的美軍何止數千,如果打死一個劉自然可以宣告無罪,則今後勢必將有第二個第三個以至無數個的劉自然事件出現,我國人的生命和人權可說毫無保障,夫復何言!

我憤慨,我痛苦,我抗議,我控訴,可是我一個孤苦伶丁的弱女子,我只有向社會呼籲,向政府請求,請你們伸出援助的手,為先夫伸冤!為國人爭人權!

 

在這篇短文刊登的當日,也就是判決隔天的5月24日上午十點左右,奧特華在劉自然表兄馮允生的陪同下,手持一公尺見方大小的木牌,木牌上方寫著英文「The Killer-Reynolds Is Innocent? Protest Against U.S. Court Martial Unfair Unjust Decision!」英文下方則有一行中文:「殺人者無罪?我控訴,我抗議!」前往北門附近美國大使館門口抗議。

各新聞媒體聞訊趕到,也為之後的失控暴動留下了詳實的紀錄,以下就是依據《聯合報》報導的現場還原。

美國大使館人員發現奧特華之後,請出官員和她溝通,希望能將她勸回或請入大使館,皆被她拒絕,在溝通的同時,館方也報警處理,請警方派人到場,結果就是大使館外滿是警察人員,試圖規勸奧特華。

在場記者記下了奧特華和在場員警的對話。

 

警員對奧特華表示:「希望你能到大使館裡同他們當面談談。」

奧特華堅決地回答:「我不進去,門外是中國的領土,我有權利在這兒站,我不踏入他們的範圍!」

警員只好退而求其次地要求:「妳可以把妳的抗議向我們外交部報告,外交部會替你處理的。」

她回答:「外交部代表國家應該有所表示,我這只是我個人的抗議,不用透過外交部。」

警官只好動之以情:「劉太太的悲哀,我們都很了解和同情。」沒想到奧特華竟回到:「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全中國人的悲哀!」警員們竟一時語塞。

看到這情況,在現在指揮的台北市警察局局長劉國憲改採強硬的態度,語帶恐嚇的質問:「妳是不是想製造事件?」

只見奧特華強忍淚水回答:「我丈夫被人白白打死,難道連在自己領土上作一個無言的抗議都不行嗎?」劉局長只能倖倖然離去。

 

奧特華在美國大使館前抗議的消息逐漸傳開,熱心的人們紛紛趕來圍觀,到中午已經聚集了一兩百人,當天是星期六,使館只上半天班,使館的工作人員多半開著車由側門匆匆離去,避開奧特華的抗議,隨著人潮越來越多,群眾的心情和氣氛也開始浮動,有婦人就在放聲大哭。

十二點二十分中國廣播公司的記者,前來採訪奧特華,當記者請她發表意見時,這位始終堅強的女性終於嗚咽失聲,停頓許久,一口氣說出下面這段話:

各位同胞,自從事件發以來,我只是難過,政府當局和美國軍方都對我表示,保證有一個公正的審判。可是等到昨天宣判了,殺人者無罪,他們軍事法庭抺殺了我們調查所得的一切證據,凡是到庭旁聽的人,都看得出來,這是美國人的一個圈套,做給中國人看的。方才得到消息,雷諾已經離開了台灣,我今天在這兒不光是為了我無辜死去的丈夫作無言的抗議,我是為中國人抗議!我一向都認為美國人是一個講自由民主的國家,沒有想到­­­……

說到此處她忍不住又痛哭失聲,接著才又說下去:「除非美國人給我們中國人一個滿意的答覆,我是不會離開這兒的。」這段訪談經由廣播的即時性,等於替接下來的暴動帶燃的了火苗,奧特華這段訴著民族情感的談話,迅速的傳遍全國。

警方想盡辦法,要讓風暴中心的奧特華離去,請來她的同學和親人來現場勸說,甚至也將她的小女兒帶到現場,奧特華仍是堅持不肯離開,反而母女同在現場的景象,激起圍觀群眾情緒,大家爭相上前,相要看這對母女,和現場員警發生推擠。

警員試圖勸告民眾冷靜,強調政府正在循外交途徑,謀求合理的解決方法。這番話意外引起了反效果,一位民眾在人群中吼叫:「我們失去了管轄權還談什麼外交!」然後接著有人大喊:「打!」一群人隨即衝進了大使館的大門,警方見大勢不妙,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趕緊將大門關上,將闖入的人們一一勸離。沒多久又有人從人群中飛奔而出,攀過了大使館大門西側的圍牆,警方趕緊上前,阻擋後方的追隨者,並將闖入者帶離。

眼看局面開始失控,警方和奧特華的親友再次勸她離開,她依舊拒絕,並把小女兒交給親人,讓他們帶回。她倚門而立,如同一尊堅定的雕像,唯一不同的,就是那面一開始高舉的木牌,已被週圍的群眾用鐵絲緊緊綁在美國大使館大門門柱上,遮住了原本的招牌,奧特華雙手環抱倚靠其下。這一幕被記者拍下,成為這起事件,或1950年代台灣重要的一幀畫面。

大使館的大門深鎖,但擋不住人民的怒氣,無法闖入的群眾,開始朝大使館投擲石頭,從零星到接二連三,當有石塊打中院內房門的電燈,眾人還傳來歡呼叫好的掌聲,沒多久,大使館的外牆就斑痕累累。

館外人數不斷累積,一點二十分,就已經有超過千人,警方通知使館內的工作人員趕快撤離。群眾果然開始第二波闖入,警方雖然守住了大門,但有一人偷偷從西側小門進入,跑向旗桿,意圖將美國國旗拿下。這樣的舉動,激化了門外的群眾,一陣衝撞和鼓譟,群眾終於在二點時破門而入。警方趕緊將使館上高懸的美國國徽和館內所剩不多的工作人員帶出,群眾此時已進入了使館的院子,將停放在院中的十三輛大小汽車一一推翻、砸毀。

憤怒的人群,緊接著便衝入大廳,有一人在二樓的陽台高舉中華民國國旗,大喊「中華民國萬歲!」樓下院中有人附和地大喊「把我們的國旗升上去!」樓上馬上擲下一面國旗,數位青年帶著衝向旗桿,數次試著升起未果,於是一位二十來歲的青年,手拿著國旗攀爬到旗桿的最高點,將國旗掛上,現場民眾歡喜若狂,青年一下旗桿,立刻被當作英雄般被高高舉起。

大批員警趕來現場增援,但現場場面已然失控,大使館旁兩側的樓房,也被民眾強行闖入,將大樓裡的傢俱、資料櫃全部抛出,滿天飛舞著文件,伴隨著在場群眾的吼叫。為了控制現場,警方於三點零七分對空鳴了兩槍,又在一分鐘再開一槍示警,然而槍聲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更加激化了民眾,也不知道是故意還是意外,有人點燃了被推倒汽車溢流出的汽油,雄雄大火隨勢而起,雖然馬上被在大門外待命的救火車,用高壓水柱撲滅,但現場已幾乎進入了無政府狀態。

警務處長樂幹在三點十五分,舉著廣播器,向群眾喊話:「我是警務處長樂幹,我要求各位冷靜,請各位同胞回去,這件事情我保證一定會有合理的處理。請各位退出這兒,請你們原諒!」

民眾有人回喊著:「你是中國人嗎?」

樂幹也不甘勢弱的回喊:「我是中國人!」

雙方僵持中,突然有一隊成功中學的學生四五十人,排著整齊的隊伍來到現場,他們高舉著標語,「抗議美軍藐視人權」到現場聲援,身穿制服,青澀臉龐,在院內對美國大使館高呼口號,旋即離去。隊伍裡有當時仍是成功中學學生的陳映真和陳中統,自主舉著沒人想到日後兩人一位為了左派理想,一位因主張台灣獨立,皆成為政治犯,從成功中學變為綠島監獄的「同學」。

成功中學學生的離去,群眾並沒有跟著離開,仍在現場聚集。四點二十分時,有人在大使館東側樓房的地下室裡,發現了三男二女共五位美國人,群眾立刻圍毆了其中兩名男子,警察趕快過去制止,其中一位美國人,自行從西側小門直奔而出,搭著館外的吉普車離去,其他四人則分別被警方護送。值得一提的,群眾在激情亢奮中,看到兩位美國女士出來時,還是主動讓路,對她們彬彬有禮,沒有對她們有推擠、攻擊的動作。

四點四十分,警報聲大響,一時散去不少群眾,五點鐘大批治安人員陸續趕到現場增援,在取得人力的優勢下,五點四十分,樂幹再次用擴音器廣播:「現在宣佈這一區戒嚴,請大家趕緊回去。」並用強力水柱驅散群眾,大使館這邊終於稍獲平靜。

從大使館被驅離的人群,轉往中山堂前的美國新聞處,因美新處已事先安排數名警察,苦苦勸離民眾,最初仍維持一定秩序,但隨著人潮漸漸增加,也開始逐漸無法負荷。五點左右,有僑生數人在美新處外高喊:「我們在國外受人家的氣,今天在國內還要受他們的氣,這種氣不能忍受。」開始朝美新處投擲石塊,並要求在場員警將美新處的國旗和招牌卸下。

激進的舉動,引爆了週圍群眾的情緒,一擁而入,衝進美新處,如同大使館,搗毀門窗、辦公器具。攻擊美新處的行動,到六時左右稍緩。但不知為何,停放在中山堂前的四部消防車,突然開始向群眾噴射水柱,警察並逮捕了兩名民眾至警局。這樣的舉動再度引發群眾不滿,並將目標轉移至包圍警察局,要求立刻釋放被補的兩人。雙方發生劇烈衝突,現場還有人流血掛彩。圍在警察局的人越來越多,警方堅不放人,並向軍警請求支援,大批武裝人員到達現場,和試圖闖入警局的群眾相對峙。

直到六時四十分,近兩百人的群眾打破人牆,衝入警局,在警局內發生劇烈肢體衝突,一二樓窗戶的玻璃破碎,警局裡不時傳出呼救聲,讓在警局外的群眾更加憤怒。這時警方祭出了瓦斯槍和催淚彈,獲得暫時的平靜,然而一旦煙霧散去後,衝突立刻再起,並更加白熱化,警局內不時傳出槍響,並傳出「打死人啦!」的喊叫。局外圍觀的群眾聽聞聲響,再次強行進入警局,警局玻璃大門被擠碎,接著槍聲大響,人潮立刻退去。這時現場急駛進來一輛汽車,也引來群眾攻擊,但幸好未受影響,快進快出,後來才知道汽車載走了兩個受傷的民眾。

到了八點五十分,在大喊「警察打死人啦!」的聲浪下,群眾再次包圍警局,焚燒了在停車棚裡的摩托車,火勢衝天,群眾報以熱烈的掌聲,警局內還是不時有槍響傳出,並有救護車兩度進出。九點半左右,對立再次激化,內外群眾鼓躁,面對不滿而失控的群眾,警局發出密集槍響,對群眾開槍方向,群眾猛然四散逃難,但亦有人中槍受傷,由民眾自發地用三輪車將傷者送離。在槍響之後,衛戍司令部的增援部隊趕到,趁群眾退去的空檔,在警局四週架起層層的戒護,擴大封鎖線,但在週邊路口還是聚集數千名民眾,對峙的態勢依舊危急,要到十點之後才開始和緩和的跡象。

大使館這邊的另一現場,雖然未曾傳出槍響,但情況一樣混亂。水柱僅發揮暫時壓制的效果,群眾不久又重新聚集到封鎖線外,再度包圍大使館。警方這次已有準備,全面武裝,荷槍實彈,在中華路和西寧南路的街道上,排成人龍,設立封鎖線,阻止群眾前進。封鎖線外的民眾越來越多,情緒同樣越來越激昂,幾度想再行衝入,都被優勢的警力攔下,零星衝突不斷。到晚上七點半,美國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剛從香港返台,立刻協同外長葉公超一同到現場視察,當兩人要走入大使館鐵門時,在封鎖線突然擲起了石子,一片混亂中,一塊紅色磚頭差點擊中兩人,情況危急,兩人立刻在大批軍警憲兵重重保護下離去。

在兩人離去沒多久,聚集在大使館右側,靠近北門公車站的群眾,先是投擲石頭,然後衝破封鎖線,進入日間已經被毀壞的大使館邊門,前撲後繼,警方防線難以維繫,在數十分鐘內,湧入大使館的人群超過三百人,將大使館內的三棟建物的門窗玻璃全部搗毀,草地上遍佈著零亂的傢俱和辦公用品。大使館門前的旗桿被群眾拉倒,還打中了一名衝進去的學生。側門被攻破沒多久,大門的民眾也試圖闖入,一名學生企圖於館內放火,為二十幾名警察阻止並逮捕。這一波闖入的行動,持續到九點左右才結束。

在區部戒嚴,以及大量軍隊終於趕到現場支援,終於控制住了失控的民眾,結束了這二二八之後,台北街頭最激烈的抗爭事件。

 

五、沒有結局的結局

激烈的抗議示威,甚至染血警局,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內,但最終沒有帶來任何的改變,當一切回歸日常的平靜之後,船過水無痕,當時走上街頭無論是劉自然的遺孀奧特華或那些沒有名字的群眾們,他們想要的訴求在暴動發洩之後,就這樣被世人所遺忘。

五二四暴動之後,從司法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美國當局認為這起抗爭充滿疑點,考慮到二二八事件之後和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很難相信蔣家主持的政權可以允許人民走上街頭,用那麼激烈的手段表達不滿,沒有來自高層的默許和操弄,要在首都台北發起這樣數千人的暴動,實在匪夷所思。

一直有謠傳蔣經國是暴動背後的藏鏡人,會有這樣的傳言,主要是基於幾個方面:首先是他握有救國團系統,劉自然工作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和救國團關係密切,暴動當天都有兩個團體的成員參加。另一層關係,則是蔣經國和成功中學的關係,該校許多學生參與了五二四事件,成功中學前任校長潘振球,既在中央幹部學校接受過蔣的指導,有師生兼部屬之誼,蔣經國的兒子蔣孝文、蔣孝武都入該校就讀,為此事蔣還親自拜訪潘。潘之後奉命籌組臺灣省訓練團,五二四當日蔣經國正在潘訓練團的辦公室聊天,據潘的回憶,得知消息後,蔣經國在省訓團用餐完畢,才搭車返回救國團。潘振球以此為證據,想證明小蔣並未涉入此時,但還是難杜悠悠之口。那時也是中學生的許曹德在回憶錄時便寫道,事發當日遇到一位在成功中學的在校友人,友人告知要換上便服,在「教官」帶領下,前往大使館抗議。因為教官在學校的身份特殊,據許言:「我們知道那時控制學校的是救國團,教官就是救國團的學校警察,而救國團主任就是當時臺灣特務頭子蔣經國。」許曹德合理懷疑要到「攻打」大使館的程度,難道只憑氣憤的「愛國份子」,這背後必有情治人員滲透其中。

蔣中正的秘書周宏濤,在日後的回憶中,也認為蔣經國和事件脫不了關係,是小蔣利用安全局在背後操作。至於蔣介石本人五二四當日正在日月潭渡假,據侍從人員回憶,得知消息後勃然大怒,立刻取消原本的安排,第二天就回到台北。回到台北一早便叫來所有負責人員,聽到派兵支援緩慢,主管人員互推責任,一度還動了肝火,拿起手杖要打人。5月26日將衛戍司令黃珍吾、憲兵司令劉煒、警務處長樂幹免職,行政院長俞鴻鈞提出總辭則被慰留。6月1日在國父紀念月會,蔣中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將劉自然事件比擬為清代義和團暴動,視為恥辱。蔣經國則被調為任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委,暫離權力的核心。

這些處置,尤其將蔣經國調職,可以視為蔣介石個人情緒的反應或判斷,也同時有來自美方壓力。美方媒體在報導中便或明示暗示,這件事情和蔣經國有關。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在事後第325次國家安全會議上,就事件進行報告中也直接便表示:「我傾向於懷疑某一國民黨高官指控的正確性,即:蔣的兒子發動這場動亂。有情報描述,國民政府的官員以滿意的心情看待此事的結果。」藍欽大使則在事後,數度質問外長葉公超或外交次長沈昌煥,質疑為何中華民國政府在事件中如此消極,幾乎採取不作為的態度?

甚至在5月26日,蔣中正接見藍欽表達歉意時,面對再三強調這次事件僅是國人對審判不滿的情緒反應,擦槍走火,並無任何反美行動的老蔣,藍欽也沒有行禮如儀的回應。他老實不客氣地回應眼前這位中華民國最高的權力者,就他所得到的情報,這次事件是「自發」和「計畫」的混合,最初聚集在大使館外的主要是中學生,只想和平示威,之後有成年人加入,活動開始變質,裡面有許多人明顯是組織者,混入群眾,鼓動他們攻擊大使館。藍欽也用強硬的態度回應劉自然案的審判,認為在台成立軍事法庭,是經過中華民國軍事、外交、司法等部門討論後同意的,就他閱讀的相關報告,從私人觀點來說,法庭只能判雷諾無罪。依藍欽的記錄,蔣總統十分激動,強調設立軍事法庭並未和他諮商,他不能接受在中國土地上成立美國軍事法庭,這會讓人聯想到治外法權。或許看到蔣的激動,藍欽有禮貌的在言詞間稍有讓步,向蔣表示或許他的意見是對的,但事前沒有任何人向美方傳達這樣的意見,並提醒蔣應採取適當的步驟,修補中美雙方的關係。

或許事後蔣總統發現並未回應藍欽關於事件性質的質疑,在會面兩日後,透過葉公超私下和藍欽傳達,蔣對於藍欽的暗示,感到不安,指暴徒背後有機構或個人支持,表示震驚。蔣推測暗示的對象應該是指蔣經國,蔣介石直言這樣的說法「不可思議」,因為和美方的密切合作,是中華民國一貫的政策,蔣經國不會違背國家的利益,要葉公超務必和藍欽澄清此點。也在同一天,救國團發正式公函及相關報告給沈昌煥,說明在五二四當天救國團疏導和防止學生和社會團員加入群眾,在報告中持別提及蔣經國曾下手諭,要求各級幹部要注意學生,不要被用心人操縱。

之後就是一系列公文往返和外交溝通的過程,在文書往返間,蔣介石政府也確實如藍欽所建議的,努力修補雙方的關係,美國官方態度也逐漸趨於緩和,畢竟雙方此刻還是彼此重要的盟友,但依舊相信五二四事件背後蔣經國的涉入。9月12日美國總統特別助理李查茲(James P. Richards)來台,會晤了美方駐台的高層,同時也和蔣介石夫婦見面。在和蔣介石的面談中,他再度提及,美國新聞報導普遍認為是蔣經國指揮救國團成員,在暴動中扮演積極角色?並詢問美國人普遍不能理解為何事發當時,沒有採取強力的手段?蔣拒絕對蔣經國的問題做出評論,只回答他一人願意承擔此次暴亂的責任。李查茲最後做出推論和建議,認為蔣經國應該事先知情抗議活,但未預期大使館會攻擊。台灣反美情緒不至於惡化,蔣還是唯一強人,應該適度讓蔣經國訪美,至於對台軍事、經濟的支援政策,還是符合美國目前的戰略利益。這大概也成為美方對該事件的結論和基調。

也同在九月,美國大使館則經過數個月的整修恢復使用,並舉辦遷回儀式和酒會,美外交部和中華民國官員齊聚一堂,引酒同樂。然而,劉自然案和之後五二四抗議的諸多爭議,從此就埋沒在歷史之中。

尤其是劉自然命案,我們知道有人開槍,有人死亡,永遠無從此知曉發生了什麼事。奧特華那在孤身一人站在美國大使館外的畫面,竟成為她在史冊上所留下最後的身影,據聞情治單位一直有監控她們母女。無論如何,她個人的期望,就在暴動的瘋狂,和中美之間政治運作下被埋沒。

喪夫的悲劇屬於她個人,但在冷戰競合中的被漠視,則似乎屬於整個時代。

 

參考資料:

林桶法,〈從劉自然案論述1950年代美軍顧問團的問題〉,黃克武主編,《同舟共濟:蔣中正與 1950 年代的臺灣》(台北: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4),頁207-262。

栗國成,〈1957年臺北「劉自然事件」及1965年〈美軍在華地位協定〉之簽訂〉,《東吳政治學報》,24期(2006),頁1-68。

曾咨翔,〈劉自然事件再探〉,《臺灣文獻》,65卷2期(2014),頁296-330。

習賢德,〈「劉自然事件」60周年省思〉,https://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1513

管仁健,〈我們那被美軍姦殺的姊妹們〉,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13635815

〈尋找影中人-還原劉自然事件 當局曾掃射〉,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00524000333-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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